跨越空间的文化-16-19世纪中西文化的相遇与调适 本书特色
★ 16开精装，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 本书是2008年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办同名学术研讨会的论文结集
★ 收入辛德勇《从<西教纪略>到<教务纪略>》，葛兆光《19世纪初面对西洋宗教的朝鲜、日本与中国》，张西平《莱布尼茨时代的德国汉学》，卡萨齐《晚清关于拉丁文语法的研究》、石崎博志《传教士所参考的汉语字典》等论文
★ 范围广泛，宏观与微观并重，见解独到，发人深省
友情提示：本书扉页附有出版社所盖特价章，切口内页略为泛黄，介意的读者请慎拍
回顾历史，中西文化的大规模交流始于16-19世纪。西方文化在大航海时代以后，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同时中国的文化也经由各色人等远播欧洲，中西文化交流的大门由此徐徐开启。回顾这一时期中西文化接触、碰撞、调适、融合的过程，对于我们完整而深刻地认识中西文化的交流，具有重要的意义。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在2008年末，主办了“跨越空间的文化——16-19世纪中西文化的相遇与调适”学术研讨会，目的是从较宽泛的时代背景下来讨论尽可能广泛的题目，以宏观与微观并重的方式，展示目前在中西文化交涉方面的成就。研讨会邀请了国内外有关研究领域的43位知名学者前来发表论述，其中既有硕学有名的年长之士，也有成绩斐然的青年俊彦，他们所提交的论文，牵涉中西文化交涉领域中的历史、地理、语言、文学、宗教、哲学、科技以及汉学史等各方面的课题，见解新颖，材料丰富，发人深省。本书即收录了此次研讨会的一些经典论文，如张隆溪《约翰·韦布的中国想象与复辟时代英国政治》，辛德勇《从<西教纪略>到<教务纪略>》，葛兆光《19世纪初面对西洋宗教的朝鲜、日本与中国——以“黄嗣永帛书”为中心》，张西平《莱布尼茨时代的德国汉学》，陶飞亚《怀疑远人：清前近代时期的禁教缘由及影响》等。
跨越空间的文化-16-19世纪中西文化的相遇与调适 目录
前言在“跨越空间的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约翰·韦布的中国想象与复辟时代英国政治眼见为实：克劳代尔的上海心景(1895-1896)法国汉学家德理文的中国情结——对1867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中国馆成败的文化思考《语言自迩集》源流及其在日本的传播晚清关于拉丁文语法的研究传教士所参考的汉语字典马礼逊《华英·英华字典》在日本幕末时代的传播与利用方言、宗教文化与晚清地方社会——以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所藏“榕腔”文献为中心1694年的《中国长城》与1697年的《中华大帝国研究》——瑞典两篇*早的有关中国的学术论文考莱布尼茨时代的德国汉学后中世纪时代关于中国的西方著名文献——包括对中国书籍的译介1949年前中国学术界译介“瑞典中国学”篇目初编卫匡国和他的两部著作：《中国新地图集》与《中国历史十卷》班克斯爵士与中国罗可可之风——17-18世纪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接纳与调适认识中国——马戛尔尼使节团的科学调查19世纪初面对西洋宗教的朝鲜、日本与中国——以“黄嗣永帛书”为中心明末至澳门募葡兵的姜云龙小考——兼答熊熊先生对“e-考据”的批评崇祯年间招募葡兵新考英人小斯当东与鸦片战争前的中英关系走向世界：中国参加早期世界博览会的历史研究——以中国旧海关出版物为中心晚清科学技术的普及从《同文算指》看李之藻对西学的“会通”与“调适”虚拟课程真实教育——同文馆医学教育研究从《西教纪略》到《教务纪略》解读“中央之国”——八国联军美国将军魏礼森的《中国》一书近代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传统教育与士人生活状况——戴存义夫人著《一个中国学者——席(胜魔)牧师》述略清代帆船带回的日本书籍一安徽鲍氏《知不足斋丛书》所收的日本刻书西学从东方来——《时务报》“东文报译”与古城贞吉为中心19世纪日本的外国学的变迁——从汉学、兰学到英学、德国学《贸易通志》简述艾儒略《万国全图》A、B二本见读后记“混一图”与元代域外地理知识——对海陆轮廓图形的研究札记记16-18世纪中西方舆图传递之二三事鸦片、传教与帝国主义政治——基督教布道理念在19世纪中国的困厄马礼逊的《中国杂记》——一个早期传教士揭开中国迷雾之路怀疑远人：清前近代时期的禁教缘由及影响求同求异，其质一也——从艾儒略福建传教策略的转向论晚明基督宗教与儒学对话机制的缺失吴渔山嘉定账簿初探晚清西学“汇编”与本土回应《职方外纪》：世界图像与海外猎奇
跨越空间的文化-16-19世纪中西文化的相遇与调适 节选
跨越空间的文化-16-19世纪中西文化的相遇与调适 相关资料
插图：在这样的开场白之后，德里文用了十二章的篇幅分三部分依次讨论了他在前言中论及的问题，即：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中国与欧洲的关系以及他自己对法国对华政策与法中关系的看法和建议①。这其中，最能体现他的独特性的显然是第二、第三部分。在第二部分里，德里文详述了鸦片战争的几次战役，特别是发生于1859年的白河战役。他在行文中强烈谴责英、法军队对中国人的烧杀劫掠，高度评价中国人的顽强抵抗。尤其令人惊讶的是，作者在叙事中数次采用第三人称来称呼英、法军队，甚至将他们称为“侵略者”和“敌人”。譬如在谈及被道光帝派往广州谈判的琦善的处境时，称他“处于最糟糕的境地，一方面害怕无法完成求和任务，另一方面又无法协调朝廷谕旨与侵略者的苛求”而在描述1857年12月28日英法联军炮轰广州的情形时，他又写道：“五千英国人和一千法国人排成纵队前进，人们用射箭和开枪迎接他们；但敌人没有停步，他们继续前进。 读着这样的文字，我们很难相信这是出自一个法国人之口。这位法国汉学家似乎是以中国人的眼光，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来讲述战事的。而在描述白河战役时，德里文则整段整段地援引了时任法国驻华使馆一秘的马尔丹·德沙西隆（Martinde Chassiron，1818-1871）的长信，以期较为客观地介绍英法联军人侵大沽的真正缘由、大沽守军的奋勇抵抗以及英法联军的惨败。引信之后，德里文紧接着便厉声质问道：从何时起，外交官与军队同行？从何时起，这些军队有权去侵犯一个友邦人民的边界？你们说你们是文明的使者，你们高讲人权？你们的文明真是怪诞的文明！这种人权也是怪诞的人权！你们谴责中国人，称他们为你们所谓的野蛮？那你们为他们做出的榜样也是怪诞的吧。有两件事需要分清：或者，这是一个大使，一个伟大民族派出的和平使节，为了完成一件和平使命而开始工作；或者这是一次军事远征，寻找新的冲突。在第一种情况下，为何要派十六条军舰和一千五百人登陆？在第二种情况下，为何还要喊冤叫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