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农耕文化 内容简介

　　农耕文化是东北地域文化中重要的经济文化类型。从远古到近代，东北农耕文化由原始农耕文化发展到传统农耕文化，再形成繁荣的近代农耕文化，几经兴衰，构成中华农耕文化的重要支脉。于凌著的《东北农耕文化》在纵向梳理的基础上，从东北种植文化、养殖文化、器物文化、制度与传统的变迁、节气与农谚、生态文化、文化遗产等七个方面深入剖析东北农耕文化的内涵，从而全面展示了东北农耕文化的发展脉络、东北农耕文化与中原先进农耕文化间的碰撞与融合，以及东北地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渔猎文化间的兼容共生。东北农耕文化的长期发展，为社会变革提供了重要动力，具有生产粗放性、传承断续性、因时因地制宜性、多元共生性等特点，是东北各民族共同创造的颇具特色的地域文化。

东北农耕文化东北农耕文化 前言

　　广义的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是在历史上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的社会精神生活形式的总和，包括能够被传承的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文学艺术、生活方式、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等，是人类之间进行交流的普遍认可的一种能够传承的意识形态。
　　地域文化是在一定自然地理范围内，经过长期历史过程形成的，为当地人民所熟知、所认同，带有地方文化符号特点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其包括历史遗存、文化形态、生产生活方式、社会习俗等诸方面。地域文化首先在于它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由于地理环境不同、古代交通不便和行政区域的相对独立性，各地的文化形态具有各自不同的风格和特点，从而使中华民族的文化呈现丰富多彩的多样化。地域文化划分的标准具有多重性，如以地理相对方位为标准划分，则分为东方文化、西方文化、南方文化、北方文化、东北文化、西北文化等；如以地理环境特点为标准划分，则分为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珠江文化、松辽文化、运河文化、大陆文化、高原文化、草原文化、绿洲文化、岭南文化、海疆文化、长城文化、丝路文化、红山文化等；如以行政区划或古国疆域为标准划分，则分为齐鲁文化、中原文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关东文化、巴蜀文化、湖湘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闽台文化、八桂文化、黔贵文化、青藏文化、西域文化、徽文化、赣文化等。正因为有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中华民族才拥有了光辉灿烂的优秀文化，从而屹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地域文化研究的历史非常悠久，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地域史研究和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地域文化的研究也逐渐展开。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成立了众多地域文化研究的专门机构。如燕赵文化研究中心（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华夏文明研究中心（山西省委宣传部）、晋学研究中心（山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兰州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宁夏大学）、草原文化研究所（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草原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内蒙古大学）、西域文化研究院（塔里木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山东师范大学）、河南省河洛文化研究中心（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殷商文化研究所（郑州大学）、楚文化研究所（湖北省社会科学院）、荆楚文化研究中心（长江大学、荆州博物馆）、中国地域文化研究所（武汉大学）、湖湘文化研究中心（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湖湘文化研究基地（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徽学砑究中心（安徽大学）、江淮文化研究所（合肥学院）、赣鄱文化研究所（江西省社会科学院）、赣学研究院（南昌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浙江师范大学）、浙江省越文化研究中心（绍兴文理学院）、岭南文化研究中心（华南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四川师范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所（云南大学）等。

东北农耕文化 目录

东北农耕文化 节选

《东北农耕文化》：
　　①辽朝侨置州郡，大规模“移民实内”，开发东北地区的农业，将西辽河流域长期游牧的草场开发为良田。辽代出现“城郭相望，田野益阅”的景象②。金王朝统治者创建兵农合一的猛安谋克制度，对猛安谋克的女直户征收“牛头税”，经济奖励和发展农业生产。金熙宗时还全面推行汉官制度，出现四个农垦区，村屯鸡犬相闻，铁制农具和犁耕普遍推广，推动东北地区农业经济取得前所未有的进展。
　　辽金时期，东北游牧民族与渔猎民族相继兴起，农耕文化的内容因而具有鲜明的东北民族特色。二者相比较，既有相似之处，也有差异。相似之处主要在于契丹民族与女真民族均非农耕民族，他们各自的民族文化对农耕文化的影响较大。契丹属于东胡族系，长期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善于射猎；女真民族属于肃慎族系，长期从事渔猎，善于养马、饲猪。原始农业在契丹的游牧经济与女真的渔猎经济中所占比重较小，农业生产多具有粗放的特点，农业生产工具相对简单。随着与中原先进农业民族交往的密切，统治者对农业文明的认识不断加深。尤其是为了军事战备需要，统治者不再满足于掠夺获取财富，而是开始关注本民族的农业经济，从而推行扩充农业人口的举措与开垦东北土地的政令。尽管如此，由于民族兴起的路径并不相同，契丹与女真的农耕文化在内容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契丹在开发东北农业经济的同时，将渤海遗民南迁、内迁，在很长时间内造成了东北北部地区由渤海人长期经营的农垦地带重新荒置，而在西辽河流域插花式的屯垦与东北其他地区的屯垦仍然受到地域条件的限制，农业开发的整体水平远未达到渤海国时期的程度。而女真民族对其龙兴之地的农业开发程度应该说达到了新的高度，不仅农业人口分布向北有所拓展，而且牛录制的推行反映出民族文化与农耕制度之间的相互促进。同样，辽代的“瑟瑟仪”与金代的“祈祭”同为祈雨礼仪，但是在形式和内容上却截然不同。史书记载：“瑟瑟仪：若旱，择吉日行瑟瑟仪以祈雨。前期，置百柱天棚。及期，皇帝致奠于先帝御容，乃射柳。皇帝再射，亲王、宰执以次各一射。中柳者质志柳者冠服，不中者以冠服质之。不胜者进饮于胜者，然后各归其冠服。又翼日，植柳天棚之东南，巫以酒醴、黍稗荐植柳，祝之。皇帝、皇后祭东方毕，子弟射柳。皇族、国舅、群臣与礼者，赐物有差。既三日雨，则赐敌烈麻都马四疋，衣四袭，否则以水沃之。”①又道宗清宁元年（ 1055），“皇帝射柳讫，诣风师坛，再拜”。②《金史·礼志八》记载“祈祭”礼仪：“大定四年五月，不雨。命礼部尚书王兢祈雨北岳，以定州长贰官充亚、终献。又卜日于都门北郊，望祀岳镇海渎，有司行事，礼用酒脯醢。后七日不雨，祈太社、太稷。又七日祈宗庙，不雨，仍从岳镇海渎如初祈。其设神座，实樽罍，如常仪。其樽罍用瓢齐，择甘瓠扇，造土龙以祈。雨足则报祀，送龙水中。”③比较而言，“瑟瑟仪”是契丹民族传统礼仪，以射柳为主要礼仪活动；“祈荣”记载的是1164年遭遇大旱之际金代统治者推行的祈雨礼仪。尽管形式和内容有较大的差异，但是祈雨仪式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祈求风调雨顺、有利于农事。辽代的侨置郡县与金代的“牛录制”同样颇具民族特色。契丹与女真两个民族，由粗放农耕发展到农耕制度逐渐完备，缩小了与中原农耕文化之间的差距，同时又根据本民族的习俗文化构建出具有地域特点、民族特色的农耕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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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农耕文化 作者简介

　　于凌，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获中国古代史博士学位，吉林大学占籍研究所博士后出站，现任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秦汉法制史、东北历史与文化研究。在“社会科学战线》、《中州学刊》等核心期刊发表《试析秦代辽东郡的防务形势》等论文7篇，在《东北史地》等省级期刊发表《浅论秦代辽东郡的防务建置及其作用》等论文5篇，已出版学术专著《秦汉律令学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