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京师文化评论(2019春季号总第4期) 内容简介

本书为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主编的论文集，全书按照内容分为特稿、圆桌论坛（重新认识优选化、重新认思考中国方位、重新省试知识分子）、北京的丧葬礼俗及其改革、影视书评等多个栏目。本书作者多为知识界的名家，如中央党校的韩庆祥、北师大的张曙光、北京大学的赵世瑜以及人民大学的金灿荣等，这些作者具有一定的号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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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京师文化评论(2019春季号总第4期) 节选

　　《京师文化评论（2019春季号总第四期）》：　　各位就全球化的历史、现状、问题以及我们国家应该采取的对策作了精彩的发言，听了很受启发。我想在大家的基础上，稍微作个延伸，就是将来的全球化将会怎样，目前有哪些端倪性、萌芽性的表现，或者说我们希望什么样的全球化。当然，与其说是谈自己的观点，不如说是谈谈我在思考这些问题时候感到的一些困惑和感想。　　首先，我得作一个与大家一致的判断，那就是全球化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所谓的反全球化或者逆全球化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进行的，是以全球化为前提的，从大历史的高度看，它只不过是这一过程当中的小的波浪而已。或者说，它是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辩证地从属于全球化。按照西方有关现代性的一些观点，这叫现代性的自反性的体现。现代性一个非常大的特征就是它的反思性，这种反思性不是纯粹心理意识上的，而是一种制度性的反思性，始终会以看似否定的方式对自己进行不断的调整。展望未来，人类的全球化其实才刚刚开始，以后还长着呢。“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全球化的总体趋势是不可逆的，这是我和大家一致的观点。　　但是，这个不可逆趋势背后的根本原因在哪儿？我认为全球化*重要的动力就是现代性的技术。不管是自然技术还是社会控制技术，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它已经成为这个世界的座架（Gestell），这才是全球化不可逆转，一人、一群体“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一个*根本的东西。也就是说，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发展出来的东西，无论是自然科学技术还是社会控制技术，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底色，成为我们不得不如此的存在结构，甚至成为时代的一个牢笼，成为人类生存的一种宿命。比方说，我们和美国的意识形态不一样，甚至经济模式也不一样，但是我们都得运用一些相同的技术；我们手机上的内容固然可以不一样，但是都得用有着通用技术的手机。这些东西构成当今人类整个世界共同的座架，甚至是能动地形成这个时代的构成中心，这是全球化更为深层的结构。套用福柯的观点，这样的深层结构事实上会对所有进入这个时代的人们——无论你的观点怎么样——都进行规训，只有自觉意识和潜意识的差别。在自觉意识的层面你可以诉求反全球化、逆全球化，但在身体、潜意识的层面也即在生存层面却已经被统一规训了。反全球化事实上本身就是一个全球化时代的事件。既然全球化是时代的牢笼，是时代共同的底色，也是我们不可摆脱的命运，那么我们所争论的问题的实质就是谁的全球化、谁主导的全球化，也就是关于全球化治理的方式方法之争、主导权之争。　　第二，民族一国家的凸显只是早期全球化的重要特色。全球化的阶段很多种划分方法，2003年我也写过一本粗糙的小册子《全球化与现代性》，提出全球化的**个发展阶段就是以民族一国家为主体。正是在早期的全球化中，民族一国家得以建构。一个民族一国家只有在全球化过程中际遇到他者才在真正意义上形成自我意识。民族一国家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全球化的脊梁，当下离开民族一国家很难想象全球化，我们讲的全球化就是不同国家之间的事，任何民族一国家介入全球化都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中国人、中华民族如此，美国人、美利坚民族也是如此。当然，自我意识和他者意识是同时建构的，但都是自我中心的，具有想象的特征。这也就意味着培根意义上的种族假象、洞穴假象在根本上是难以避免的。所以，美国要优先，中国要复兴，自觉不自觉地都以本民族为中心，这是没什么问题的。　　现在确实表面上出现一种看似逆全球化，或者再民族一国家化的趋势。但是，再民族一国家化和以前的民族一国家还是不一样的，已经是否定之否定了。就好比，农民工曾经进了城现在再回到乡下，难道是简单回到原点吗？那是不一样的。有人说全球化就意味着同质化、同一化，这个观点我觉得也不能简单地认同。很多人想象的同质化、同一化就是世界变成哪儿都一个样，没有了丰富多彩性，这是不对的。我所理解的全球化的同质化是，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看到丰富多彩的样子，你在广东可以看到整个世界，北京也可以看到整个世界，在任何一个地方可以找到世界上所有的东西。这个意义上的同质化一定是把以前的全球化成果积累下来，然后实现所谓再民族一国家化的东西。　　有专家谈到我们现在的全球化和国内政治密切相关，我认为在当下民族一国家面对全球化的看法以及影响上，民族一国家内部的政党制度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比方说美国的两党制，特朗普为什么能上台，他强调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意思是民主党搞得不行，现在我要来弄好。也就是说他提出来这套方针其实*开始有一个*起码的目的，那就是要在国内政党竞争中获得一种政治合法性。我们中国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也需要执政合法性，以前我们描述执政合法性都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1840年以来在民族救亡图存过程中各种力量的努力都不成功，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成功了。但是，这种叙事不可持续，因为合法性不是一劳永逸的，所以我们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觉得这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述，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要落实到一些具体的方面，比如说中国制造2025，结果美国就和这个东西杠上了。我觉得民族一国家的政党制度如何影响全球化，或者进一步挖掘，政党执政合法性的构建与竞争如何影响全球化，这是一个值得好好研究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