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绛口述历史 内容简介

本书稿为著名历史学家、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陈绛对自己求学、工作、研究、著书立说的生活事业的回顾。大致可以分为青少年时期的求学、进入学界、从事编撰和翻译、出版一批在学界颇具分量的著作等几个阶段。其中穿插高分考入圣约翰大学, 担任《辞海》分科

陈绛口述历史 目录

陈绛口述历史 节选

　　《陈绛口述历史》：　　二、父亲淡泊名利的“身教”　　1940年7月，我在闽侯县立圣庙中心学校毕业，随后考取了福州格致中学初中。父母对我小时的教育算是严格的，不过，父亲不太管我的学校功课。他生于光绪十二年丙戌四月初三（1886年5月6日），1962年11月30日（农历十一月初四）去世，享年七十七岁。名懋丰，字来章，谱名泽穰。他考取清末*后一科秀才，科举制度便告废除，大伯祖父陈宝琛对他说：“你赶上关城门了。…'关城门”也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末班车”。我推测他是因为陈宝琛的关系，在新设不久的度支部当郎中，一个低级的官员。度支部是清代掌管财政事务的机构。清代原由户部理财，光绪三十二年（1906），改组部院各衙门，将户部更名为度支部，原掌管的民政事务划归新设的民政部，主管官为度支部大臣，另有左、右侍郎和左右丞、左右参议；下设承政、参议二厅及田赋、漕仓、税课、莞榷、通阜、库藏、廉俸、军饷、制用、会计等十司与金银库。当时（1907-1911）度支部大臣是载泽（逊敏斋），陈宝琛著名的《落花诗》便是和他的原韵而作。父亲在陈宝琛的推荐下，进了度支部，在会计司行走，时年二十五岁。不久便去日本留学。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青年掀起赴日留学的潮流，父亲和舅父吴涛（陶庵）一同去日本。父亲人日本大学（简称“日大”），这是日本一所著名的大学，不论学生还是教授人数，都居于日本各大学的前列。前几年我托日本大学中国近代史著名学者小岛淑男教授查阅该校档案，承他告诉我，父亲是大正三年（1914）在该校商科毕业。回国后，他见到清王朝已被推翻，便居家不出。他不谋功利，淡泊仕途，随遇而安，终其一生不再担任过一官半职。我的曾祖父光禄公（陈承裘）在咸丰壬子年（1852）考中进士以后，没有利用他的祖父尚书公（陈若霖）湖广、四川总督、工部、刑部尚书和他父亲布政公（陈景亮）山东按察使、云南布政使的官场人脉关系，而是不慕仕进，请假回乡侍亲。父亲是否多少因袭了这个遗传因子呢？不得而知。　　家中生计，*初主要靠钱庄的赢利。钱庄名为“慎昌”，开设在福州城内南街郎官巷口，在南台中亭街有分号，父亲作为东家，自己并不具体经管，他也不善经营，全靠管事（一个管事名叫张子良），大约在1928年初一次挤兑风潮（福州话叫“滚票”）中收盘，只得将田产和从塔巷至郎官巷三进房屋中前两进让给伯父，才渡过难关，这是我出生前一两年的事（当时族中有人提出，三进房屋全部让给伯父，母亲挺身而出说，这样，我们子女住在什么地方呢？因而终于保留下第三进。）钱庄收盘以后很久，还有人拿钱庄开出的庄票兑现，父亲照样用现款付还。1950年土地改革中，我们这一房已从螺洲迁居福州城内，在乡下没有土地，却因祸得福，土改运动中没有波及。伯父就被评为地主兼工商业者。钱庄的庄票都成了废纸。我小时在家里还看到厅堂角落堆放着一叠叠已变成废纸的庄票。——的确是“坏事变成好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我自报家庭成分为职员，因为家中开支初期靠出租部分余屋收入，后来几个哥哥长大做事了，靠他们的工薪资助。　　父亲眼睛近视，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他身材颀长，容貌清癯，持身严饬，谨慎平直，待人温和。他一生淡泊，与世无争。也许年轻时出仕清朝，便遭国变，其后继承祖业，又因委托非人，经营不善，负债卖田，家道中落，使他视名利为缰绳，满足于平淡的生活，别无他求。即使家务，他也少有过问，柴米油盐，全由母亲操劳。从我有记忆起，我没有见过他同人争吵过，或者厉言疾色，恶声相向；偶尔为了什么小事，和母亲龃龉，也总是低声细气，至多闷声不吭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