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档案解密 本书特色

如今一说起红岩，人们就会想到白公馆、渣滓洞、中美合作所，就会想起在“11.27”殉难的烈士们，以及那些卖党组织的叛徒……
　　随着红岩历史文物资料的搜集研究和整理开发的不断深入，一大批鲜为人知的红岩人物、事件、史料逐步被解密……
　　红岩魂、中国魂、民族魂。　
　　红岩英烈们的事迹影响了新中国的几代人！
　　小说《红岩》使江姐、许云峰、小萝卜头这些革命英雄的形象在许多中国人的心中刻骨铭心！
　　《红岩档案解密》解开尘封的历史，讲述真实的红岩故事。

红岩档案解密 内容简介

本书是由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的专家、学者，在对红岩文物资料收集、整理、研究的基础上编撰而成。作品通过以前未曾解密的红岩档案、红岩真实的历史人物和《红岩》小说中主要人物的真实原型的叙写，全面展现了红岩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红岩精神。其历史价值、认识价值和现实意义，尤为突出。

红岩档案解密 目录

红岩档案解密 节选

1　解密红岩档案
　　白公馆的历史变迁
在世人眼中，白公馆就是一座臭名昭著的关押“政治犯”的监狱，因为在那里曾经禁锢过太多追求正义、反抗强权的革命者。他们在那高墙铁网内耗尽了年轻的生命，洒下了殷红的鲜血。在中国革命史上，白公馆也因此被永远打上了灰色的、罪恶的烙印。风风雨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白公馆仍旧矗立在歌乐山的那个小山坳里，那里的一砖一瓦、抔土块石都未曾改变。可有谁知道在这短短的几十年里，白公馆曾经几易其主……
　　一、白公馆的主人白驹
歌乐山是重庆的一个风景区，山上的灵音寺是古巴渝十二景之一。在国民党蒋介石选中歌乐山修宅之前，还有一个比他捷足先登的人，他就是白公馆的主人——四川军阀白驹。
在歌乐山烈士陵园的档案资料中缺乏对白驹的记录，虽然我们试图查找，也只是得到零零星星的一点记录：
白驹是四川广安人，为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高等教育班第三期学员，1927年5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师师长。
白驹原为**军团长，**军败退后投杨森。后白被提升为第三混成旅旅长。
1926年夏，杨森与刘湘联合将黔军袁祖铭逐出四川后，杨森的兵力与防地大为扩展。杨森则正式打出吴佩孚所委任的“讨贼联军川军**路总司令”的旗号。**师师长白驹驻大竹，第二师师长吴行光驻梁山。
“四·一二”政变后，范绍增收留与他共过事的共产党员王维舟在军中避难。是年秋又暗中出入出枪，支持大竹县团练驱逐杨森驻防大竹县的师长白驹。
杨森兵多器利，真有统一四川舍我其谁之概。那时成都流行着一首四六句，生动地刻画了杨森当时的形象：头顶玉帅（指吴佩孚，号子玉），脚踏金鳖（指何金鳖），背褙跛子（指魏楷，是跛子），怀抱哈儿（指范绍增，绰号范哈儿），跨骑白驹（指白驹），左有二王（指王瓒绪、王兆奎），右有二杨（指杨淑身、杨汉城），前有吴行之光（指吴行光），后有郭松之云（指郭汝栋，号松云），又有杨家之将（指杨森子侄），并有广安之帮（指杨森部下多广安同乡），前呼后拥，浩浩荡荡，将军出征去也。
白驹看中歌乐山修建别墅，是因为此地风景秀美。有书记载“白驹选中山泉流淌、翠蔼浓浓的歌乐山半山腰修建公馆”。白驹对歌乐山脚下修建的这所公馆十分满意，由于他历来认为自己是唐代大诗人自居易的后裔，便采用白居易的字号“香山居士”的前两个字给自己的公馆取名为“香山别墅”。香山别墅在当时的歌乐山是一座非常豪华的建筑，背靠歌乐山，远眺嘉陵江，左有长年流水不断的山泉，山涧岩石边树木成林，其独占的风景资源成为当地一景。白驹还在大门左右刻写了“洛社风光闲适处，巴江云树望中收”的对联。当地老百姓对这所大户人家的公馆，按照习惯用其主人的姓将该公馆称之为“白公馆”。
歌乐山烈士陵园工作人员在采访白公馆附近的老人于海涛（90岁）、赵海清（93岁）、陈长德（74岁）时，他们对白公馆的情况是这样讲的：房子是30年代初时白驹修建的，他本人没有来住过，只是家属在里面住过，还遭土匪抢过一次。作为军统的看守所后就不准我们从那里通过了，只能绕道走，门口有许多的国民党兵在把守。
有关白公馆修建的具体时间大约是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究其用途有几种说法：一是1924年，白驹在熊克武的**军时所修；二是1930年，白驹为今后退出部队后养老所修；三是1933年，白驹为安顿家小所修；四是白驹为养一小老婆所修的度假处。各种说法都能够证明一个事实的存在，就是香山别墅白公馆的性质是居住用房，其当时的修建费用，按照今天的计算也不止几十万。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从历史价值或是经济价值来看，都已无法再用数字做出估量了。
　　二、“香山别墅”被改为军统特别看守所
（一）军统进入歌乐山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西迁到重庆，以戴笠为首的国民党军事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为执行蒋介石“限制异党活动方案”，不断强化其特务组织，进行各种特工活动。从1938年2月开始，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实施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企图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实现“大东亚共荣”侵略计划。为了躲避日机的轰炸，戴笠下令在重庆市近郊选址建立“乡下办事处”以便开展工作。经过勘查，军统选择了歌乐山下的五灵观、缫丝厂一带。戴笠亲自查看地形后，认为此处背靠歌乐山，有大量树林做掩护，离主城区又不远，于是戴笠便以“以时世造英雄的气概”，将此地改名为“造时厂”。
1938年3月开始，军统局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工作需要为名，先后在歌乐山下扩大地盘征房征地，在五灵观与缫丝厂之间建了一片中西结合的建筑，包括戴笠的公馆、图书馆、政训处等建筑，军统的司法科、警务科、统计科、文书科、档案科等转移到“军统乡下办事处”办公。在歌乐山一带，军统特务霸占山林、田地，强征民宅、田产，使歌乐山的山石林木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宁静美丽的歌乐山开始变得喧嚣、狂躁，空旷深远的歌乐山开始不断地出现罪恶。
　　（二）军统特别看守所——白公馆
军统进入歌乐山后，将歌乐山下的许多地方都划人自己的势力范围，包括杨家山、白公馆、松林坡、钟家山、余家院子、渣滓洞等。为了执行蒋介石“排除异己、打击敌人”的指令，戴笠要在歌乐山建立军统局特工活动的大本营。“香山别墅”白公馆是军统局在1939年10月28日用30两黄金买下的，戴笠十分满意白公馆的环境，他觉得这是一个进行特工活动非常隐蔽的地方。在戴笠的督办下，军统将白公馆改造为军统局的特别看守所，关押军统认为的“违纪分子”和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在重庆城区军统枣子堡临时看守所的“人犯”全部迁到白公馆时，还从南京“新监”调来侯子川任所长。看守所内没有医官、司务员和看守警卫。原来公馆的住房改为监舍，原来用于储藏食物的半地下室改为地牢，原来进出的大门关闭，从左侧面开一小门供进出使用。在公馆的过道墙上，挂上了蒋介石的标准像，下方书写了国民党的党员守则12条，在底楼的左右墙上分别写有“正其宜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标语，在侧面墙上还写有“进思尽忠、退思补过”、“以三民主义训练我们的思想”、“以三民主义统一我们的言行”、“以三民主义规范我们的言行”，在底楼的堡坎基础上还写有“自觉”、“自制”、“自动”、“自律”等警示语。
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内部管理规定十分严格，违反规定要遭到严肃的处理。凡是参加军统组织的成员必须宣誓效忠蒋介石，而且不准脱离、不准请长假、不准辞职不干。为了迫使特务分子为军统特务组织卖命，在军统内部专门有督察制度。一是秘密督察，挑选出来的人是被认为在政治上绝对可靠的，只有戴笠和督察室能够掌握；二是物色人选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监视每一个人的思想、行动，形成秘密报告直送督察室；三是利用戴笠江山籍（戴笠是浙江江山人，这里是指帮派的意思）特务为主体实行群众监督。督察室的人在军统内被称之为“特务中的特务”。白公馆*先作为军统的特别看守所，其主要职能就是为了关押军统内部的违纪分子，而违纪分子主要是没有完成任务、关键时候畏缩不前或向外泄密的人。此外，还有一些“案情重大的政治犯”也被关押在白公馆看守所。
抗日战争时期的军统白公馆特别看守所，属于过渡性的看守所，受军统局司法室直接管理。军统将看守所分为“小学”、“中学”、“大学”三类，“小学”望龙门看守所中被认为需要继续侦讯、关押的就送到“中学”白公馆看守所，审结了案情属重大的就送到“大学”贵州息峰集中营关押。从1939年到1943年这一段时间，“中学”白公馆看守所关押的人员一是军统内部的“违纪人员”，二是一些“特嫌人员”，三是“共党分子”。
白公馆特别看守所还包括有3处秘密囚室：杨家山秘密囚室、黄家院子秘密囚室、红炉厂秘密囚室。秘密囚室原为大户人家或地主的宅院，军统采取收购、租用的方式将其改建，主要用于关押案情重大的“政治犯”。如发动西安事变的杨虎城将军夫妇被关押在杨家山秘密囚室，因皖南事变遭扣押的叶挺将军被关押在红炉厂秘密囚室，在“南委事件”中被捕的廖承志被关押在黄家院子秘密囚室。
　　三、军统看守所改为美军来华人员第三招待所
渣滓洞煤窑是资本家程尔昌为解决歌乐山一带用煤而开采的一个小煤窑，因为煤质不好，煤矸石多，当地的老百姓将此煤窑叫做“渣滓洞”。军统占据后，将原来煤矿工人的住房改为男牢房，后来又在矿口上修建了三问房，两间用作女牢房，一间作为活动室。以后，又修建了高大的围墙、架设了电网、修建了特务看守用房。而白公馆本来就是公馆，因此在设备上做了大量的补充和简单的装修后，就改作为美方来华人员的第三招待所，一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所以，中美合作所的建立使白公馆由看守所变成了具有国际性用途的招待所。
1943年，中美签定了合作协议。中美合作所成立，在歌乐山建立总部后，大量美军教官及情报人员来渝工作。为了解决住宿问题，军统局在杨家山一带大量收购、修建房屋，其间许多老百姓的房屋、土地被低价强征和拆迁，几乎是一边给钱、一边强搬，动作稍微慢了一点的就要遭到暴打，反抗的就要被关押。当时有一个妇女因为刚生了孩子没有立即搬走，被特务掀翻了屋顶，由于当晚下大雨致使这个妇女和孩子都死去。戴笠知道此事后说：看谁还敢不搬！有的人为搬房而被逼死，有的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凄惨情况可想而知！
中美合作所成立后，到歌乐山来的美国情报人员多达400多人，虽然军统为了。适应发展的需要成立了专门的工程部门修建各种房子、设施，但是在数量、质量上还是难以满足西方人的生活要求。因此，在当时的中美合作所范围附近的一些较好的房子，只要美方人员看中，军统就立即把它占过来提供给美方。即便这样，美方对建筑、伙食的意见也从未停止过。当美方人员发现白公馆这所建筑后，立即向军统提出要搬到那里去居住。经戴笠同意后，军统将离白公馆看守所6里地的渣滓洞煤窑买下，改为看守所，将白公馆的关押者全部移到新建的渣滓洞看守所，将白公馆改为美军人员的第三招待所。同时，戴笠还从成都、昆明等地大量收购抽水马桶和招募懂英语的服务员、会做西餐的厨师以满足美方人员的生活要求。到中美合作所工作的美方人员可以享受外交人员的一切待遇。
　　四、军统看守再所变为汉奸拘留所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按照协议宣告结束，美军相关人员陆续撤回，全部的设备、有关的人员转到南京，军统成立了善后的公房处理机构。戴笠经蒋介石批准在国民党机关报上发表纪念文章，对中美合作所在抗战中的作用、贡献进行褒扬，这是**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正式将中美合作所向社会公开。
白公馆作为美军第三招待所的任务结束后，美军刚刚撤离就又换了一批人来居住，这就是大汉奸周佛海等人，白公馆的使用又发生了变化。
1948年初，周佛海心脏病复发，死于高等法院南京老虎桥监狱的囚室之中。
　　五、白公馆再次成为国民党保密局特别看守所
　　抗日战争结束后，全国社会各阶层人士一致呼吁：和平民主建国，要求蒋介石放弃独裁专治的统治，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1946年7月1日，军统局改头换面为国防部保密局，息烽监狱宣布撤销。在息锋监狱撤销前，一部分人被杀害（张露萍等7人），一部分人被释放，剩下的罗世文、车耀先、许晓轩、韩子栋、杨虎城、宋绮云等72人被转移到重庆白公馆看守所。白公馆在历史上第二次又作为国民党的监狱，风雨中的歌乐山目睹了国民党特务在这里的种种罪恶！
白公馆看守所关押的“政治犯”及各类人员*多时达150多人，这些人主要包括三种人：一种是因为刘国定、冉益智等人的叛变而被捕的“挺进报”事件中的共产党人；一种是“华蓥山武装起义”者、川东地下党被捕人员和部分爱国民主人士；另一种是国民党的将校军官。这个时期的白公馆看守所与1939年到1943年的看守所*大的不同是：关押的对象复杂，多数为共产党员和爱国进步、民主人士，以及国民党的高级爱国将领，也包括一些国民党的“违纪”人员。在看守所内“政治犯”中有3种情况：一是在关押中坚持气节，宁死不屈的；二是个别有变节行为，在狱中被教育后没有再继续变节的；三是变节后特务就将其送到杨家山办公室参加特务工作的。
白公馆看守所作为监狱后，隶属国民党保密局第六处管辖，受保密局重庆站监督，丁敏之为主任法官兼看守所所长。1947年后由郭文翰任主任法官兼看守所所长，杨丘山为副所长，改行动组为看守组，由杨进兴充任看守长，同时增派驻所法官一人，由保密局派周铁生担任。1947年秋，郭文翰去南京，看守所暂由周铁生、杨丘山共同负责。之后，郭文翰、周铁生调离，由张皓继任所长。1949年3月，张皓接替龚国彦出任看守杨虎城将军的特务队长，由陆景清继任所长，直到重庆解放时溃逃。
　　六、白公馆变为战犯管理所
1950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
人民解放军在进入重庆城区后，立即在地下党的带领下进入歌乐山开展抢救工作，重庆公安部队立即接管了歌乐山下的原国民党“禁区”。当时除了清理收敛遇难者遗体工作外，就是清查潜伏的特务和抓捕杀害革命者的刽子手。
新中国建立以后，共产党政权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战犯。当时，国民党战犯有926名，其中将级军官有460名，校级军官276名，省主席和厅、局级官员46名，国民党、三青团中央委员、省党部书记长和委员27名，特务系统处、站长以上人员117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