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钱穆作品精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精装) 本书特色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为作者的专题演讲合集，分别就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百官职权、考试监察、财经赋税、兵役义务等种种政治制度作了提要勾玄的概观与比照，叙述因革演变，指陈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总括了中国历史与政治的精要大义，又点明了近现代国人对传统文化和精神的种种误解。言简意赅，语重心长，实不失为一部简明的“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作者是钱穆。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钱穆作品精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精装) 内容简介

本书分别就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百官职权、考试监察、财政赋税、兵役义务等种种政治制度作了提要勾玄的概观与比照，叙述因革演变，指陈利害得失，实不失为一部简明的“中国政治制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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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周雪光

借用喜马拉雅网站资源，听读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书依当时讲课形式，口语化表达，易于听读。以前多次翻阅这本书，每次因关注不同而心得各异。这次听读有新的感受，索性择要重读了部分章节。
作为国史大师的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序言中已公开申明其关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立场。
虽然学术价值中立观念不无道理，也喜欢这种直截了当、爱憎分明的立场声明，使得读者一开始就带着几分小心和警觉去阅读，强于那些貌似中立但暗含立场的做法。也因为此，钱穆先生文中的一些断言我不甚同意，故仅取所需。
这本书不是史学研究，着力点在评判历史，特别着眼于历史上的制度安排，涉及到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许多观察和想法颇有启发。钱穆先生没有受到社会科学思辨的训练，更多地依赖所持立场和经验归纳，也听/读出了不少疑问和异议。把一些联想记录如下。
一
因为研究兴趣，特别关注钱穆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讨论，这一主题贯穿始终，且与其他主题联系密切。
就中央—地方关系来说，钱穆推崇汉朝为理想模型。“汉代官级分得少，升转极灵活……虽是中央政府大一统的局面，虽是地方行政区域划分得比较小，却不感觉得这个中央政府高高在上。”（页11）但后来朝代越来越倾向于中央集权，中央集权逐渐形成，层级多，等级森严。“政治进步，政权自然集中，任何国家都走这条路。开始是封建，四分五裂，慢慢地就统一集中。然而自汉迄唐，就已有过于集权之势。到宋、明、清三朝，尤其是逐步集权，结果使地方政治一天天地衰落”。（页170）“中国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家，必需得统一，而实不宜于过分的中央集权。这在中国的政治课题上，是一道值得谨慎应付的大题目。”（页50）
这个主题贯穿于中国国家治理的大历史之中。在历史上，中国与西欧在国家建设这个主题上走过了两条不同、可以说方向相反的道路。中国在秦汉帝国之后已形成中央集权模式，而西欧则是从分散、地方到逐步中央集权的过程（如蒂利的研究所示）。在当代，中国从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体制向分权方向转型；与此同时，西欧各国则从相反的处境出发，逐渐加强国家权力。不同国家在国家建设上的演变方向，因特定历史条件、轨迹和规模所制约，不能简单地援引比较。例如，西方国家中一些需要集中规划的领域（如公共医疗），在中国可能恰恰是集权过度了。
二
钱穆注意到，或者说我从他的笔下品尝到，国家治理实践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优劣选择，而是一系列优劣不一的选择间的拼凑与权衡：有效治理与官员激励间矛盾。为管理效率起见，需要减少层次；但为激励计，则需要演化出繁杂的层次，如唐代则把州县多分级次，以资激励（页48）。当然，政治控制也是一重要考虑，如明朝的“这种行省设施，实际上并不是为了行政方便，而是为了军事控制”（页118）。可见，国家治理的制度设施是各种力量、利益和历史惯性合构而成的，而且处于不断演变过程中。明朝黄册制度以“户”为主，鱼鳞册以土田为主。后来收税以土地为主，黄册便逐渐不为重视，而鱼鳞册则一直在更新。各种制度都经历了类似的用进废退过程。制度演变常常是新的优势与新的矛盾和困难同时发生的过程，大多是在地方性知识结构中完成的，有着暂时性、局部性优化的特点。
另外一对矛盾：人治与法治的利与弊。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尚文之弊，即文书政治，自上而下愈演愈烈，法愈细、管愈严，导致历史上时常出现的万马齐喑的死寂局面。另一方面，人治有着灵活性和无所忌讳。“中国一向似乎看重的不成文法，往往遇到*关节，反而没有严格明白的规定。这也可以说是长处，因为可以随宜应变，有伸缩余地。但也有坏处，……”（页29）如此看来，人治与法治各有所长。不妨从比较角度追问一句：为什么其他社会中法治为重，但没有导致万马齐喑的局面？
有意思的是，一统体制与一盘散沙亦有相得益彰之效。“宋代的中央集权，是军权集中，财权集中，而地方则日趋贫弱。……所以金兵内侵，只中央首都一失，全国瓦解，更难抵抗。”（页86） 这一命题可说是明末清初顾炎武感叹的回响。钱穆从另一角度论及这个关系。“全国人才集中到中央，这不是件好事。首先是地方无才，不仅地方行政要降低效率，而地方风俗文化，也不易上进。地方垮台了，中央哪能单独存在。所以中央集权不是件好事，而中央集才也不是件好事。”（页53）在*后的“总论”中，钱穆再次指出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散漫性，缺乏内在的凝聚力量，与“封建制”形成对比（页175）。这一观点似乎与读到的当代史学观点颇有不同。
三
以钱穆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他直言西方民主制度与中国文化不兼容。“中国政治上的传统观念，对一意见之从违抉择，往往并不取决于多数，如西方所谓之民主精神。而中国人传统，则常求取决于贤人。”
（页 39） “中国传统观念，总谓贤人可以代表群众舆论与公共意见。”（页52）这一思路是不是来自儒教的等级名分观念？
与此相关的是关于选举制度与分层的讨论。作者提出，中国与西方的不同体现在流品与阶级之别。“西方社会有阶级，无流品。中国社会则有流品，无阶级。”（页124）不知从这一角度来看今天中国社会的阶级观和分层问题，是否有所启示？曾有学友信件讨论，儒家等级结构有利于社会稳定，是治国良策。我的回答是，如果你是在这个等级结构的底层，也许感觉和看法会有所不同。同样地，建立在不平等地位的贤良执政，贵者欣然接受之——直到自己被排挤出这个等级。
文人在这个等级结构中的位置值得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中崇尚学而优则仕，“于是知识分子竞求上政治舞台去做官，仕途充斥，造成了政治上之臃肿病。读书人成为政治脂肪”（页58）。另外，“在中国以往著作里，很少有专讲政治理论的书，也很少专以政治思想而成名的人物。……只因中国读书人多半做了官，他们对政治上的理论和思想，早可在实际政治中表现了。用不着凭空著书，脱离现实，来完成它书本上的一套空理论”（页24）。这段话耐人寻味。在中国文化中，读书人的政治理想来自哪里，又是如何实现的？也许这是中国文化中政治理论、政治思辨贫瘠（是不是可以这样说？）的渊源之一？
阶级继承性是马克思阶级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钱穆注意到，“当时[汉代]虽非封建社会，爵位不世袭，而书本却可世袭。虽不是世代簪缨，却是世代经学。世代经学，便可世代跑进政治圈子，便无异一封建传袭的贵族了”（页34）。但正如中国社会中的富不过三代现象，钱穆注意到，中国文人家庭的传承也有类似情形，“至多也只能维持上三代”（页173）。生活在重视传宗接代的文化中又缺乏掌控自己命运的独立感，中国文人的焦虑感就不难理解了。

这本小书的内容可谓丰富。从作者提纲挈领的讨论中，居然可以读出道德经济，法治限制权力，知识阶层等当代社会科学的思想，这里不能一一涉及了。
*后，用钱穆的话来结束这篇阅读笔记：“中国之将来，如何把社会政治上种种制度来简化，使人才能自由发展，这是*关紧要的。……重要的不在推倒，在建立。”（页176）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钱穆作品精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精装) 作者简介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
)，江苏无锡人，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 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 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 ，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 ，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教授。 1949年南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前身)。 1967年迁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 )史学教授。 1990年在台北逝世，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钱穆著述颇丰，专著多达80种以上 。他毕生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高举现代新儒家的旗帜，在大陆、香港、台湾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等。 此外还有结集出版论文集多种，如《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国文化丛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