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政治生活简明读本 本书特色
党中央为什么要通过一次全会来讨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和加强党内监督的问题？
什么叫党内政治生活，新形势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有哪些新要求？
为什么说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性工程？
为什么要制定新准则，新老《准则》是什么关系？
如何认识理解和贯彻执行《新准则》提出的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各项要求？
本书着眼于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与阐述，清晰讲解了党内政治生活的概念、功能作用，党内政治生活的优良传统及经验教训，新形势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重大意义及内涵要求，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新准则中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等。本书以《新准则》为切入，从历史形成和现实要求多角度深入分析、简明评述，逻辑清晰，易读易懂，是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学习贯彻新准则**学习读本。
党内政治生活简明读本 内容简介
一本书读懂党内政治生活。
打破从理论到理论的阐述魔咒，以清晰的内在逻辑和问题导向带动对基础性理论问题的深入分析，权威、简明、易读易懂。
党内政治生活简明读本 目录
目录
前言 /
上篇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性工程
一、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本质特征和鲜明标志 /
二、党内政治生活基本规范的逐步形成 /
三、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重要法宝 /
四、新形势、新要求、新命题 /
五、继续做好大文章 / 中篇新老《准则》一脉相承、与时俱进
一、《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制定过程
及主要内容 /
二、《准则》的贯彻执行及其
特殊历史作用 /
三、《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制定背景及主要过程 /
四、新老《准则》一脉相承，都是党内政治
生活的重要遵循 /
五、《新准则》的鲜明特点 /
下篇全面贯彻落实《新准则》，不断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
一、关于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
原则性、战斗性 /
二、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关键是高级
干部 /
三、关于坚定理想信念 /
四、关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
五、关于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 /
六、关于严明党的政治纪律 /
七、关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
八、关于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 /
九、关于发扬党内民主和保障党员权利 /
十、关于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 /
十一、关于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制度 /
十二、关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
十三、关于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
十四、关于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
附录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
（1980年2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
（2016年10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
前言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部署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这次全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再动员、再部署、再出发，开启了全面从严治党新的征程。
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人们会很自然地提出几个问题。
**个问题，党中央为什么要通过一次全会来讨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和加强党内监督的问题？
十八届六中全会是专门研究全面从严治党问题的，对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大家很容易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说明中，也从完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需要、深化全面从严治党的需要、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需要等方面，对此作了说明。问题在于，为什么一次研究全面从严治党的全会，*后的落脚点却是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上？
从以往的经验看，一般而言，党的中央全会研究党的建设问题，都会通过一个决定。例如1994年9月，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2001年9月，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2009年9月，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等。但是，十八届六中全会却并没有通过类似这样的决定，而是直接通过了两个具体文件，即《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这实际上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个重大思路和重要特点，即突出问题导向，既全方位用劲，又重点发力。
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就是重点发力的抓手，是抓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着力点。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加强党内监督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保障。在这两个方面重点发力，就能更加聚焦问题，更有利于深化全面从严治党。
第二个问题，什么叫党内政治生活，新形势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有哪些新要求？
本书“上篇”详细介绍了党内政治生活概念的由来，回顾总结了我们党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的主要情况和经验教训；还着重概括阐述了党的十八大后，面对伟大斗争新形势，着眼推进伟大工程和伟大事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突出强调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新要求、鲜明提出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新命题的重大意义和深刻内涵。
过去，我们党一直讲要“严格党内政治生活”；党的十八大后，我们党强调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这三者的意思和内涵是一样的。严肃就是严格，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途径，一方面是要加强，另一方面是要规范，要在规范中加强、在加强中规范。
第三个问题，为什么说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性工程？
党要管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个重大论断，《新准则》对此也作了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为什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这是因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性工程。
从我们党的性质看，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本质特征和鲜明标志。党的这一本质特征，决定了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起，否则我们党就不成其为马列主义政党。
从我们党的历史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重要法宝。新形势下抓党的建设、抓全面从严治党，仍然必须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抓起，坚持好这个优良传统，运用好这个重要法宝。
从自身功能作用看，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是教育管理党员的主要平台，是广大党员干部锤炼党性的“大熔炉”，是纯洁党风的“净化器”。党内政治生活的这些功能作用，决定了它在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中的基础性地位。
从党面临的现状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解决党内自身问题的重要途径和迫切需要。党内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根子上都与党内政治生活不严肃有关。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的“金钥匙”。要解决党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除了要坚定不移开展反腐败斗争外，更基础、更关键、更要害、更持久的还在于坚持不懈地做好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这篇大文章。
第四个问题，为什么要制定《新准则》，新老《准则》是什么关系？
在党内法规体系中，除了现行党章和《新准则》外，还有一份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规范性文件，这就是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既然有了一个《准则》，为什么还要制定一个新的《准则》？新老《准则》之间是什么关系？出台了《新准则》，1980年《准则》还有没有效力？对这一系列问题，本书“中篇”都作了详细梳理和阐述。
第五个问题，如何认识理解和贯彻执行《新准则》提出的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各项要求？
《新准则》分三大板块：**板块是序言，属于总论；第二板块是分论，是主体部分；第三板块是结束语。本书“下篇”除了对《新准则》分论部分的12个方面的明确要求和具体规定作出针对性的阐释外，还对总论部分提出的“着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关键是高级干部这两个根本要求，作了详细阐释。
总之，本书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简明扼要的介绍和阐释，说明白党内政治生活的来龙去脉，讲清楚新形势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要求，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学习贯彻《新准则》，提供一个有针对性和实用性的参考资料。
由于成书仓促，错漏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上篇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性工程上篇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性工程
一、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本质特征和鲜明标志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需要多方努力，其中至关重要的是要使全党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政党有别于其他政党的本质特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6月版，第96页。
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8日）
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体现和重要保证，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鲜明标志。《人民日报》2016年10月29日。
习近平2016年8月16日主持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制定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听取意见和建议时的讲话
党内政治生活，顾名思义，就是一个政党党内的政治生活的总称。它包括党内的各种会议、党内学习、党内选举、上党课、阅读党刊和党内文件、听取党内报告、参加党内各种活动等。由于一个政党的党内生活都具有一定政治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党内政治生活”与“党内生活”是同义语。运用“党内政治生活”这个概念，意在强调党内生活的政治性，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从政治上认识和抓好全面从严治党。
从内涵上看，“党内政治生活”包含“党内组织生活”。党内组织生活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和载体，但是党内组织生活并不是党内政治生活的全部，而只是一个重要部分。党内政治生活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比党内组织生活要宽泛。
自有政党以来，就有党内政治生活。但是不同性质的政党，其党内政治生活的严肃程度和内涵功能都有所不同。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马列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作为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新型政党，马列主义政党除了具有崇高的理想信念、科学的理论指导、先进的阶级基础、广泛的群众基础外，还有一个本质特征，就是具有严密的组织、严明的纪律和严肃的党内生活。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对其党员也有一定的组织约束和纪律约束，但这种约束很松散，党员基本上可以自行其是，更谈不上有严肃的党内生活。马列主义政党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它通过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生活，统一党员思想、形成统一意志。这是党具有战斗力和凝聚力的根本保证，是马列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本质特征。
我们党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按照马列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我们党从成立一开始，除了明确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外，就对党员的党内生活提出严格要求。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的我们党的历史上**个党章中，对党的组织、会议、纪律、经费等党内生活，都作出了具体的明确规定。1927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还进一步对党的建设和党的支部生活的形式、内容和任务等，作出明确规定。
到了土地革命时期，在严酷的斗争形势下，如何将一个以农民为主要成分来源的党，建设成为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坚强领导核心，成为党面临的突出问题。因此，党的重要文献中开始突出强调加强党内政治生活的问题。
1929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党内宣传派别问题决议案》较早在中央重要文献中正式使用了“党内政治生活”这一概念。决议案中说：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的历史来源，“是由于中国革命失败的反映，党内无产阶级基础的日益削弱和党内政治生活的日益低落”《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0—11页。。也就是说，党内政治生活低落，是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得不到有效克服的根本原因之一。因此，要加强无产阶级意识教育，就必须重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这个基础工作。
到了1929年12月，由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案中，率先提出了“党内生活政治化”的命题。针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极端民主化、无原则的批评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意识，决议案提出要“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在当时，提出“党内生活政治化”这一命题，是坚持党的马列主义政党本质特征、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必然要求，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保证。
古田会议决议案不仅提出命题，还对如何实现党内生活政治化，作出具体阐述。首先，要对党员进行充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使党员的思想政治化，这是党内生活政治化的基础和前提。其次，要使党员掌握马列主义的正确方法，重视调查研究，避免陷入主观主义和盲动主义，这是党内生活政治化的重要条件。*后，要进行正确的批评，这是党内生活政治化的重要保证和关键。
古田会议提出“党内生活政治化”命题并进行具体阐述，表明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方面，我们党在思想认识和实际行动上的自觉性进一步提高。
我们党从建党一开始就强调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在经过了建党初期的探索、大革命的洗礼、土地革命的淬炼后，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已经成为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鲜明标志。但是，一直到抗日战争初期前，党内政治生活还是没有成熟，还存在各种各样的偏差和偏向，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规范还没有成型。
二、党内政治生活基本规范的逐步形成
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党内政治生活，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以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民主集中制、严明党的纪律等为主要内容的党内政治生活基本规范。《人民日报》2016年6月30日。
习近平2016年6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6月28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对党内政治生活基本规范主要内容进行了概括。这就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民主集中制、严明党的纪律。这一概括也被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所沿用。
对照这些内容，结合我们党的历史，可以鲜明看出：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规范，是在革命战争年代逐步形成起来的，是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领导下逐步形成起来的。它在延安时期基本成型，以后又有进一步地丰富和发展。
（一）关于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这本是中华民族的一句古语，出自东汉史学家班固所著《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原文是说西汉景帝之子、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将这句带有民族特色的古语进行创造性转化，赋予其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中国的革命固然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但是马列主义只是行动指南，而不可能提供现成答案。实事求是，要求我们不能从本本出发，而要一切从实际出发，用马列主义的科学武器分析实际情况和问题，从中引出其固有规律和正确结论。
实事求是不仅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也是党内政治生活基本规范的重要内容。事实上这两方面也是紧密相连的。中国革命的正反两方面的实践充分证明，坚持实事求是，革命事业就顺利向前推进；不坚持实事求是，革命事业就要遭到损失。同时，历史经验也充分证明，什么时候党的思想政治路线正确，党内政治生活就积极健康；什么时候党的思想政治路线出现偏差，党内政治生活也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差。
00作为党内政治生活基本规范的主要内容之一，实事求是原则要求我们在党内政治生活中，要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能主观武断，而要科学看待人和事、客观对待人和己；考虑和处理问题，不能从个人情感或主观感觉出发，而要从党的事业全局和客观发展需要出发。
作为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规范的重要内容，实事求是不仅是一种科学方法，也是一种立场，是一名党员的党性修养的表现。只有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看待和考虑问题，才能真正做到无私无畏，真正做到实事求是；相反，不坚持实事求是，往往与私心杂念作怪有关，那就是党性不纯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实事求是的规范，就是要求我们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坚持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
（二）关于党的三大作风
党内政治生活基本规范主要内容中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所概括的党的三大作风。当然，在具体表述上略有不同。也就是说，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三个方面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和优良作风，也是我们党党内政治生活基本规范的重要内容。
事实上，党内作风与党内政治生活本来就是互为表里、紧密相连的。有什么样的党内政治生活，就会表现出什么样的作风；反过来，党的作风不好，也反映出党内政治生活的不严肃不认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抓全面从严治党，也是将作风建设作为重要切入点，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后逐步提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这个大课题的。
理论联系实际，作为党的作风来说，要求我们不能空洞抽象地对待马列主义理论，而要联系实际，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新的发展。作为党内政治生活基本规范的重要内容，理论联系实际，要求我们在党内政治生活中，既要反对教条主义，又要反对经验主义。教条主义者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自居，动辄扣帽子、搞无情打击，会导致党内政治生活无法正常开展；经验主义者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也会因狭隘和短视而导致党内政治生活庸俗化。这两种倾向都是不对的。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内容，是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也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根本要求。密切联系群众，要求我们在党内政治生活中，要站稳群众立场，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利益，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高标准。要勇于为了人民的利益，修正错误，坚持真理。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有效方法和有力武器。批评和自我批评两者密不可分。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既要求有积极的相互批评，也要求有严肃认真的自我批评。对于领导干部来说，自我批评有时甚至更重要。这是由领导者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所担负的责任决定的。有些问题，如果领导者不提出，也许下面也不好说，但如果领导者主动提出，则有利于问题的发现和解决。因此，在党内政治生活中，领导者主动进行自我批评，强制性地省察自己，多想自己的缺点，不仅是领导干部个人修养、大胸怀、大格局的体现，同时也会为外在的批评营造良好环境。试想，一个不愿批评自己的领导者，别人又怎会毫无顾虑地批评他？即使提出批评，他也不一定会听。正因为此，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领导干部要带头进行自我批评。将正确的批评和自觉的自我批评两个侧面结合起来，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构成我们党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有效方法和有力武器。这是我们党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保持肌体健康的唯一有效的方法和武器，也是历次党内教育实践活动之所以取得成效的重要原因。对这一武器的运用，体现了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我革新、自我完善的高度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
总起来看，党内政治生活基本规范的这三个方面内容，紧密联系。其中，密切联系群众是根本立场，理论联系实际是基本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有力武器。这三个方面，之所以能成为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鲜明标志，之所以能成为我们党独特的党内政治生活基本规范的重要内容，从根本上说，是由我们党作为马列主义政党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从实践上说，也是我们党在总结党内政治生活实践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
（三）关于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的应用。
马克思、恩格斯在指导工人阶级建立政党的过程中，提出过一些关于民主和关于集中的思想。他们为世界上**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规定了民主的组织原则，强调“全体盟员一律平等”，“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同盟的各级组织和领导成员须“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在领导工人运动的过程中，他们还强调，为了进行斗争，必须有必要的“权威和集中”，这样才能“把我们的一切力量拧成一股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376页。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列宁根据马克思、恩格斯论述的有关原则和主张，**个明确提出民主集中制的建党原则。列宁所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是世界上**个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无产阶级政党。
事实证明，民主集中制原则是无产阶级政党坚强有力的根本保证。没有这一条根本组织原则，党就会成为一盘散沙，毫无战斗力可言。
我们党从成立一开始，就遵循了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组织原则。1927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更是首次明文规定：“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但是从建党初期一直到土地革命时期，党的民主集中制都执行得不是很好。要么就是民主不足，党内没有生气；要么就是集中不够，搞极端民主化。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率先提出“党内生活民主化”的命题，明确提出“四个服从”的完整表述，明确提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与“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民主集中制基本内涵，从而使得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内涵和要求不断明确清晰。
“党内生活民主化”的命题，是针对党内政治生活民主不足的情形提出来的。我国是一个小生产的家长制长期占优势的国家，这种社会环境反映到党内就导致民主生活不足，影响了党员积极性的发挥。在全面抗日战争初期，党面临着团结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艰巨任务，迫切需要发挥各级领导机关、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积极性。而扩大党内民主，则是发挥党员积极性的基础一环，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因此，在1938年10月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突出强调党内民主问题，提出“党内生活的民主化”的命题。
民主集中制的首要原则是“四个服从”。从党的二大通过**部党章开始，二大、三大、四大、五大、六大通过的党章中对四个服从都分别有所表述，但是不集中不完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鉴于张国焘不遵守党的纪律，在长征途中另立中央的军阀主义行为，也鉴于进行抗日战争的伟大斗争需要全党高度集中统一、步调一致地不懈奋斗，毛泽东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重申并归纳了党的“四个服从”的纪律，即：（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这四个服从，是党的组织原则的重要内容，也是党的组织纪律的重要内容，是使党坚强有力、保持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保证。从党的七大开始，“四个服从”被写入党章，但在文字表述上略有差别。
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内涵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与“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古田会议决议中就提出“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的组织原则，反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极端民主化。抗战初期，党中央一方面突出强调党内民主，另一方面又指出，党内民主是为了巩固纪律和增强战斗力，而不是削弱这种纪律和战斗力，不能走到极端民主化和自由放任主义的极端。总结在民主和集中这两个方面的正反经验教训，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所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内涵，即“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7页。。从党的七大开始，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与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作为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内涵，被写入党章。
（四）关于严明党的纪律
纪律严明，这是党内政治生活严肃认真的根本保证，也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特征。
马克思就曾明确指出：“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413页。列宁在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过程中，反复强调要严明纪律，否则党就会涣散瓦解。革命胜利后，他指出：党“需要有铁一般的纪律，铁一般的组织”《列宁全集》第38卷，第279页。，否则就不能完成巩固政权、恢复生产、开展经济建设的历史任务。
纪律严明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1922年，党的二大制定的**部党章，就专门列出一章讲党的纪律问题。此后，历次代表大会通过或修正的党章中，都有对党的纪律的明确表述和规定。1928年，在坚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时，毛泽东就为工农红军规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其具体内容在不同时期略有出入，后来又发展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鉴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具体内容在各地各军中略有出入，1947年10月，党中央、中央军委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其内容作了统一规定。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在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后，从1948年年初开始，党中央即花很大精力抓纪律教育整顿，强调要建立和加强请示报告制度，切实纠正一些党员干部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态度；强调加强纪律性、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状态。当时为什么要突出强调纪律问题？因为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国民党的溃败已成定局，中国革命即将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党不注意纪律和政策，就可能造成毛泽东当时所说的人民群众既不喜欢蒋介石、也不喜欢共产党的局面，如果那样的话，我们的革命就可能不会取得胜利，或者即使胜利后也会像李自成那样，成果得不到巩固。同时，在部队进驻城市过程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违反政策、破坏纪律的问题。如在农村土改运动中乱定成分，乱斗乱打乱捕乱杀；在城镇中随便破坏工业物资、胡乱没收工商业；又如一些地方或军队的党组织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等等。因此，1948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称九月会议）提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的战略方针。会后不久，毛泽东又进一步将三条战略方针明确概括为著名的四句话：“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并要求作为全党全军的口号宣布。这为我们党领导人民*后打倒蒋介石、夺取全国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
从以上简要的历史回顾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我们党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规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在克服各种错误倾向的基础之上，逐步确立起来的。它在抗日战争期间基本成型，在解放战争期间又有进一步的发展。
从党内政治生活基本规范的主要内容看，既涉及思想路线（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也涉及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组织路线（民主集中制）；既有思想建党的内容，也有制度治党（严明纪律）的内容。可以说，基本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成熟的体系。因此，党内政治生活基本规范的基本形成，也标志着我们党内政治生活的成型，标志着党在思想政治上的成熟。
三、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重要法宝
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人民日报》2016年6月30日。
习近平2016年6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是伟大斗争、伟大工程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我们党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重要法宝，是我们党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重要途径。《人民日报》2016年6月30日。
习近平2016年6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我们党已经走过了96年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在长期实践中，我们党始终把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作为党的建设重要任务来抓，为巩固党的团结统一、增强党的生机活力积累了丰富经验，为保证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完成中心任务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大的历史视野来看，我们党的历史上，有三个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的生动活泼局面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一是延安时期，二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三是改革开放之后。
（一）延安整风运动，开创了开展积极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的典范
延安整风，是我们党1942年至1945年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1943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和路线是非问题，使整风运动进入总结提高的阶段。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延安整风运动对于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对于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增强党的战斗力来说，都是一次成功的实践，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它开创了我们党的历史上开展积极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的典范。
这一典范，之所以能够创造，关键在于党中央在领导延安整风的过程中，确立了党内思想斗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宗旨方针。在我们党的党内政治生活和斗争中，土地革命时期曾出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全面抗战初期又曾出现自由主义的错误。这两种思想和做法都是不对的，都是对党的团结统一和党的事业有害的。在领导延安整风过程中，党中央鲜明提出党内思想斗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宗旨和方针。所谓惩前毖后，就是对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以便使后来的工作做得更好些；所谓治病救人，就是对错误的揭发和批判是为了救人，为了帮助人教育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
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为了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一方面，对原则问题、思想问题，要弄清楚，不能含糊敷衍；另一方面，对人的处理又要取慎重态度，不能伤害同志，同时要给予犯错误的人以反省改正的机会，不能死抓着不放。可以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在正确进行党内思想斗争、积极开展党内政治生活方面，已经成熟了。这是我们党运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解决党内矛盾的自觉意识的重要体现，是我们党成熟自信的重要标志，也是我们党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正是在这一宗旨方针指引下，我们党运用“团结—批评—团结”公式，着力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使得延安整风成为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的一次生动实践。
经过延安整风，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到巩固，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得到确立，民主集中制和党的团结统一得到加强，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规范逐步形成。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全党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方向；实现了在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基础上的全党的新的团结和统一。这些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
（二）20世纪50年代，对执政条件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积极探索
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后，如何更好地执政，保证党和国家不变颜色，保证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所着力思考的重大问题。说来说去，关键还是在党。关键还在于把党搞好，这样党才能领导得好，党和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在党处于执政的条件下，各方面的环境变了，与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时的环境大不相同了；同时党担负的任务也更大了。在这种情况下，要把党建设好，其中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要把党内关系的各种关系处理好。从某种程度上说，党内政治生活其实就是要正确处理党内各种关系，包括党员与党员之间的关系、党员与党组织之间的关系、党组织与党组织之间的关系，等等。所谓党内政治生活如何，某种程度上就是看党内的关系如何。党内关系好、党内政治生活好，党就会坚强有力，国家就会兴旺发达；党内关系不好、党内政治生活不好，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就会受到削弱，社会主义事业就会遭到损失。正如毛泽东所说“党内的关系如何，关系极大”。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强调党员对党要忠诚老实，强调加强民主集中制，强调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强调党内平等的同志关系，这些都是正确处理党内关系的重要内容。在这种探索正确处理党内关系的过程中，我们党提出了著名的“六有”政治局面的目标。
党员干部要光明磊落，对党忠诚老实。党员对党组织应有端正的态度，这是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关系的重要方面。1953年，正当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全面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党内发生了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的重大事件。这一危害党的团结的事件的发生，反映了一部分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在革命胜利后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在不断滋长，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当作独立王国。从党内政治生活这方面来说，高饶事件反映了一部分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对个人的要求放松了，党的意识弱化，党性修养缺失，于是心中开始有了自己的小九九，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不能够光明磊落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而是热衷于在背后搞小动作，搞阴谋诡计、恶意攻讦。这无疑丧失了党的立场，违反了党的原则，也对党的团结造成了极大的损害。这样，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维护和加强了党的团结和统一。革命胜利后，党成为执政党，党的威望在增长，同时党的身上肩负的责任也在进一步加重，这种地位的变化、使命的加重，对党员标准提出更高要求。这是当时党的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1956年党的八大党章关于党员义务的规定，比原有条文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比如，强调党员必须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必须对党忠诚老实；必须严格遵守党章和国家法律；等等。这些规定，对于党内政治生活都具有重大的原则意义。
执政条件下要进一步加强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在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后，也成为整个国家的根本制度。坚持民主集中制，不仅是增强党的团结的重要保证，也是防止党脱离群众的有力保证。因此，在1956年9月党成为执政党后召开的**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八大上，邓小平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专门讲了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问题。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的运用，涉及党内关系的方方面面。八大上修改党章的报告，根据党执政后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阐明了怎样更好地实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怎样更好地实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把这两方面关系在各个层面的表现讲全了。比如说，从党的上级组织与下级组织之间的关系看，怎样更好贯彻民主集中制？就是既要反对上级组织和领导人员习惯于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对于发扬下级组织的积极性创造性注意不足；又要反对一些干部爱好自成系统，自成局面，在政治上自由行动，不喜欢党的领导和监督，不尊重中央和上级的决定，搞分散主义。再比如，在各级党组织内部关系上，怎样更好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就是要切实实行集体领导。重大问题要充分酝酿和讨论，反对个人包办；同时，集体领导必须同个人负责相结合，不能表面集体领导，实则无人负责。还比如，在党的组织与党员之间的关系上，如何更好坚持民主集中制？就是要求一方面发展党内的民主生活，注意保护和扩大党员的民主权利；另一方面又必须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集中统一。此外，党的八大对党章还有一个重要修改，就是规定实行各级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这是贯彻民主集中制的重要途径和形式。但由于种种原因，八大党章的这一规定后来在实践中并没有实行。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我们党又重新开始在实践中探索试点党代表大会常任制。
执政条件下必须加强监督特别是加强党内监督。早在1945年黄炎培在访问延安时，就提出中国共产党如何避免“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的问题，当时毛泽东的回答是，主动接受人民监督，防止人亡政息。在党成为执政党后，这一问题更加突出和重要。如果共产党在执政后不注意接受监督，就不能有效克服党内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等作风，就要脱离群众。针对党执政后脱离群众的危险、骄傲自满的危险，八大上修改党章的报告突出强调党要自觉接受监督。加强监督，这也是正确处理党内关系的重要方面和重要内容。在监督的渠道和形式上，主要有党内监督、民主监督、群众监督等。后来，邓小平还曾形象地将这三个方面的监督，概括为“三怕”，提出共产党员要有“三怕”，即一怕党，二怕群众，三怕民主党派。这“三怕”实际上就是对党员干部实行监督的三个方面的渠道和形式。当然，在各种监督形式中，党内监督具有基础性作用。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党的监督是*直接的，也更严格。在执政的条件下提出加强监督特别是党内监督的思想，这体现了我们党作为马列主义政党的高度历史自觉。
提出努力造成“六有”政治局面的目标。在党内生活问题上，新中国成立初期，经过反对高岗、饶漱石的斗争后，党内生活一度有点呆板，不活泼。这当然也不正常。党内政治生活既不能搞得太乱，又不能搞得太死。不坚持原则，不开展积极的斗争，是不对的。同时，党内都“谨小慎微，莫谈国事”，搞得太呆板，那也是不正常的。尤其是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如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成为我们党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当然包括党内党外，包括党内生活是否积极正常。党内政治生活是否正常，党内党员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关系是否正常，不仅关系到党内，在党处于执政地位的条件下，还关系到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是否正常。说到底，党内政治生活有时为什么会从极端民主的偏向走到极端集中的另一个偏向？无非是在民主与集中、纪律与自由这个根本关系问题上处理不当。要么过分强调民主忽视必要的集中，要么过分强调集中忽视民主这个基础；要么在强调纪律的口号下压制民主，要么在民主自由的口号下忽视必要的纪律和强制。这两种倾向都是不对的。因此，党内政治生活是否正常，党内关系是否正常，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主集中制这个根本原则是否得到有效贯彻；而民主集中制是否得到有效贯彻，关键又在民主与集中、纪律与自由的关系把握上。正因为此，毛泽东在1957年集中阐述了民主与集中、纪律与自由之间的辩证关系，强调两者的辩证统一；并且从这两者关系切入，完整提出了造成“六有”政治局面的目标，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里所说的“六有”目标，是对党和国家的整个政治生活而言的；而其中首要的和*基础的，当然是针对党内政治生活而言的。“六有”政治局面的目标，前面四个“有”聚焦民主与集中、纪律与自由之间的辩证关系，后面两个“有”，其实是结果，是状态。也就是说，只要正确处理了民主与集中、纪律与自由这个根本关系问题，那么体现在党的组织与党员的关系、在个人与集体关系上，就会是一种生动活泼的结果和局面。
强调党内要有平等的同志关系。党员领导干部能不能以同志式的平等态度待人，是党内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特别强调党员领导干部要打掉官气，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反对党内的老爷态度和老爷作风，反对将党内正常的上下级关系搞成封建时代的君臣关系、猫鼠关系。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也仍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三）20世纪60年代初，党中央强调健全党内生活，恢复优良传统
20世纪60年代初，面对国民经济严重困难局面，党中央总结经验教训，特别是深刻总结党内政治生活方面存在的不足，强调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健全党内生活，就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的一个重要方面。健全党内生活包括各个方面，如党内民主生活、党内组织生活、党员干部的管理监督等。
关于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党内民主生活氛围浓不浓，民主集中制执行得好不好，是能否形成生动活泼政治局面的关键。“大跃进”后，党内出现不敢说话、不敢说真话的不良倾向，民主集中制也遭到一定程度破坏。党中央深刻反思“大跃进”以来的失误，特别是反思党内政治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强调要营造民主生活氛围，健全党内民主生活。1962年1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既是分析经济形势、着力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的重要会议，也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的重要会议。党中央领导人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反复强调发扬民主的问题。特别强调领导干部要带头讲真话、听真话，只有领导干部带头发扬民主而不是压制民主、带头养成听真话的习惯，而不是一味喜欢听好话，党内的民主生活才能真正开展起来。
关于健全党的集体领导。在“大跃进”中，各种命令风盛行，党内的集体领导制也遭到一定程度破坏，突出问题是**书记搞一个人说了算，搞书记独断。对此，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特地举了西楚霸王项羽的历史事例，告诫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书记，如果不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搞一人称霸，那就是“霸王”，总有一天要落得个“别姬”的结局。当然，反对书记独断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搞分散主义。在这方面，毛泽东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即不能实行长期固定的“分片包干”的领导方法。所谓“分片包干”，就是书记和委员都各搞各的一摊，相互之间不通气，这实际上也违反集体领导的原则，弱化了党的领导。
关于健全党内组织生活。在“大跃进”中，片面强调搞非常规的突击，而忽视了党的经常性工作。在组织工作方面也是如此，许多基层组织长期不开小组会、不开支部大会、不上党课、党员不起作用。对此，党中央领导人特别是分管组织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强调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方法，健全党的组织生活，特别是基层组织生活，加强党支部和党小组的经常工作。应该说，这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基础一环。
关于健全对党员干部的管理监督。健全对党员干部的管理监督，是健全党的生活、建立党的经常性工作的重要方面。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包括党内生活监督、党内组织监督、党内监察监督、群众监督等。20世纪60年代初，党中央强调要把管理和监督干部的经常工作很好地建立起来。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上还提出：要把党员领导干部主要的党小组生活放到党委会、常委会、书记处去。什么意思？党章规定：每个党员都应该参加一个支部和小组的生活。但是，从监督的角度来说，参加所在党支部的组织生活，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组织监督作用有限。因为与他同一个支部的同志，并不是平常一起工作的同志，而且往往都是下级，因此监督起来比较困难。而放到党委会、常委会、书记处，也就是说放到领导班子内部，就不一样了。大家天天在一个班子里工作，相互之间比较熟悉，因此监督起来比较方便，也比较直接。因此，当时提出要把党员领导干部主要的党小组生活放到班子里去。这实际上就是我们党后来实行的领导干部双重组织生活会制度。就是说，领导干部不仅要参加所在支部的组织生活，还要参加所在领导班子的民主生活会。事实证明，这既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党内监督的重要形式。
总之，20世纪60年代初，在党中央的大力倡导下，党的优良传统得到一定程度恢复，党内政治生活一时风清气正，为纠正“左”的错误、克服国民经济严重困难局面，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四）改革开放新时期：重申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强调使党内民主制度化
“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和党的优良传统作风，遭到严重破坏和侵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陈云等突出强调，不把党风搞好、恢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我们党就不能带领全国人民顺利进行现代化建设。
恢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首先要求发扬民主。针对当时党内不敢讲话、不敢讲老实话、怕犯错误、弄虚作假的不良风气，邓小平、陈云等指出，一个执政党，*怕的就是鸦雀无声，如果那样就事情不妙。他们强调要创造民主的条件，重申实行“三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邓小平还特别提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为全面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使党内政治生活逐步走上正轨，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准则》总结历史经验，对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方面都作了具体规定。其主要精神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指导作用。
改革开放后，我们党不断建立健全党内政治生活的各项具体制度，并相继开展全面整党、“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教育、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以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等活动，党内政治生活不断规范，党的凝聚力、战斗力不断增强。
当然，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也曾出现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比如土地革命前期、“大跃进”期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等。这几个时期，也是我们党的事业遭受挫折的时期。这也从反面充分证明，什么时候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党的事业就会蓬勃向前；什么时候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党的事业就会受挫。
总之，历史经验启示我们，从主流主线来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保证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保证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法宝。新形势下抓党的建设、抓全面从严治党，仍然必须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抓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