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文革:1966-1976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2册) 内容简介
《回首“文革”》是为反映“文化大革命”结束二十多年来国内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和回忆而选编的。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内虽然开始了对“四人帮”的批判和对“文化大革命”的初步反思，但还谈不上对这段历史进行系统的研究。直到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才逐步开展起来。 《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套装上下册）》选编的是1981年以来，国内发表的有关“文化大革命”时期重大事件的较有代表性的论文、主要亲历者的回忆及少量著作的篇章，这些文章论述问题的角度、方法和结论虽然各异，但在尊重历史事实，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些基本点上都是共同的。 迄今为止，国内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还很不充分，有些问题甚至是空白。不过，正式发表出来的论文也有数百万字了。 《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套装上下册）》在选择文章时，注意尽量使选题的范围广一些，作者面宽一些，并注意介绍一些不同观点，提供给读者参考。但是，由于条件限制，仍有相当数量的论文未能选入。更全面的选编只有留待21世纪了。
回首文革:1966-1976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2册) 目录
上册
历史经验是宝贵的财富
——谈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代序）／胡绳
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胡乔木
介绍和答问
——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节录）／邓力群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节录）／胡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与党史研究（节录）／龚育之
对“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认识／郑惠
关于“继续革命”的几个问题／龚育之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席宣
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和毛泽东对它的误解／石仲泉
关于“文化大革命”起因的探讨／席宣
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误区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林蕴晖
《五·七指示》初探／王禄林
“文化大革命”和平均主义／席宣
“左”倾理论与对社会主义曲折认识的关系／杜蒲
当代社会主义改革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节录）／郑谦
毛泽东防止和平演变思想的形成（节录）／李捷
试谈毛泽东对当代国际共运形势的判断和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谭凝
国际共运对我党的消极影响（节录）／王福如
不能把“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原因简单地
归结于封建主义／柳建辉
“文革”前的几场文艺风波／林默涵
从学术讨论到“文化大革命”／吴冷西
《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龚育之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产生前后（节录）／刘志坚
“文化大革命”中的社会性矛盾／印红标
“两个文革说”与“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研究脸春明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经济情况分析／李成瑞
十年动乱中经济体制的变动
七十年代初期我国经济建设的冒进及其调整／阎放鸣
七十年代前期的中国第二次对外引进高潮／陈东林
“文化大革命”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关海庭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治体制／郑谦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军事工作
“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经济思想探析／陈东林
从印制“大字本”古籍看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心态／刘修明
林彪、汀青反革命集团的特点及其主犯的刑事责任／余叔通何秉松
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王年一
一部简明而有深度的史书
——《“文化大革命”简史》评价／郑惠张化
……
下册
后记
回首文革:1966-1976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2册) 节选
上册：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很突然的，人们当时不理解，事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集中了全党智慧，对“文革”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论断。经过7年多时间的考验，证明它仍然是我们研究“文革”的重要指导性文件。 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开阔了人们的眼界。随着思想解放、观念更新的进展，随着对“文革”研究的深入，探索“文革”的起因，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兴趣。这绝不是出于发微探幽的好奇心，而是力求从“文革”这场浩劫中，取得多方面的、更大的历史补偿。 近年来，从事“文革”起因的研究，已经不局限于党史、革命史工作者。许多政治学、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文学等方面的专家、学者，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仅对当今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借鉴，也帮助党史、革命史工作者拓宽了视野。 但是，由于众说并列，头绪繁多，使人目不暇接。似乎“文革”前中国社会存在的一切弊端，都同“文革”的发生直接关连。然而，当人们把目光投向别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时，就会发现中国社会所存在的一些主要弊端，在别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存在，尽管表现形态和严重程度有所不同。而那些国家虽然也出过一些乱子，却没有发生过“文革”。 能不能把那些乱子叫做“小文革”或是“‘文革’的派生形态”呢？显然不能。中国“文革”是有其特定含义的。它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执政党的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由党的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并号召全民参加；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性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形式是发动亿万群众自下而上地打倒“走资派”、全面夺权。不难看出，这样的“文革”，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独一无二的，是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 历史学的科学性，就在于凭借翔实的史料，对具体历史过程进行研究，揭示出本质的、带规律性的认识。既然“文革”是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探索“文革”的起因，就应该主要对当时和之前的历史过程进行具体分析，从中找出主导因素和因果联系。把“文革”前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作为实例，加以推演，同“文革”挂上钩，虽然也能说出一些道理，也能给人以启发和教育，但那不是历史学的任务，也不是党史学的任务。 中国发生“文革”的特殊历史条件，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说明。**，“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的恶性循环；第二，集权体制和个人崇拜的恶性循环；第三，毛泽东晚年的政治思考。这三方面的因素是互相联系的，而毛泽东晚年的政治思考，起着贯串的作用。由于“文革”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对于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这个复杂而困难的问题就不能绕开，需要进行探索。否则，“文革”的起因是弄不清楚的。本文也试图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