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武当山道教艺术研究-以两组真武铸像和青龙.白虎塑像为例 内容简介

　　《明代武当山道教艺术研究：以两组真武铸像和青龙、白虎塑像为例》以明代武当山道教宫观的皇家背景为前提，以武当山现存为著名的两例真武铸像与两对青龙、白虎塑像为例，通过相关文献与实物图像的检索，对其制造年代或风格来源作出分析与论证，并针对学界的一般性认识提出了个人的修正意见，即：一，武当山金殿的真武铸像应为明代中前期所钦降，并非与其建筑的营造同期，二，两例青龙、白虎塑像应为明代所造，而非“元代”或“元代风格”。同时，本文结合早期道经文献中的戒律仪范，顺便讨论了与道教造像有关的一些基本原则和规律，以加深对于武当山道像艺术一般性与特殊性内涵的进一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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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武当山道教艺术研究-以两组真武铸像和青龙.白虎塑像为例 节选

　　《明代武当山道教艺术研究：以两组真武铸像和青龙、白虎塑像为例》：　　本来，明永乐以来五龙宫的建筑面貌，我们现在只能是通过其残垣断壁来想象其梗概了，关于其中道像的供奉情况，除目前所见到的真武铸像与青龙、白虎塑像外，其他重要者均已不复可见了，因此这一段文字，是很值得重视的。文中，方升仅仅记录了正殿左侧的“玉像殿”（或许因为玉制圣像在一般性的道教造像中等级更高，见本文*后一节），并说明其“似非一时所为”，却没有提及正殿内的铜铸神像之事。这一方面提醒了我们：武当山的神像供奉，有着一个逐渐累积的过程，同时又值得我们思考：五龙宫如此显要的御制供奉，似乎是不至于被忽略如此的。或许有关的问题，还并不那么简单。　　根据实地考察的直观印象，并参考有关文献中所反映的明朝历年来钦降神像、神器及其安奉的情况来看，武当山各宫观内的神像配置，在完成的时间上，显然是并不与建筑工程同步的。所以，笔者认为：除有明确的铭文款识或文献记录为据（实际上，武当山的御制神像均无纪年款），现有研究文本中所附注的造像纪年，均有着进一步考辨的必要。以下，以太和宫金殿内的真武铸像为例，再作进一步的分析。　　翻检永乐以来的敕书材料，我们可以发现：在将近半个世纪里，它们均以“创建宫观”以及其后的“照管洒扫”或者“修理”等的记录为主。与神像有关的，只有永乐十六年（1418）主体建筑工程完工之时，在《御制大岳太和山道宫之碑》中的“天柱之顶，冶铜为殿，饰以黄金，范神之像”一句@，或者在此之前，又有永乐十一年（1413）《敕正一嗣教真人张宇清》所云的“今官观已告成，神明屡显休应，圆光煜烨，五色灿烂，神像昭彰，见于光内”一句◎。但是，后者材料见于武当山建筑动工的第二年，规模未显，主体未就，似乎并无在北京铸造大型镏金铜像并送来安奉的必要与可能，况且，所谓的“神像”，原本就呈现为不同的体裁与形式，并非仅仅止于铜像一类（参见本文*后一节），仅以此项记录，似乎并不能说明今天所见到的铜铸镏金真武神像，就是当时——金殿建筑在北京完工的永乐十四年（1416）所造。　　另外可资参考的一个方面是，永乐十五年至十八年（1417-1420），北京紫禁城已经大规模地全面动工，经三年半而大体竣工，即便如此，北京的紫禁城，在当时也只是完成了其主体建筑的部分。此城可谓是南、北两地，皇家庙堂同时兴建，而在这种情况下，武当山多处的大型铜铸镏金神像，其设计、定型乃至耗资所用，都是非同一般的。考虑到明初的国力，以及宗教建筑营造的常规次第，本人认为：永乐在营建武当山各处宫观建筑的同时，就完成了此等神像铸造的工作，似乎是不太可能的。　　至成化九年（1473），相关文献中才开始具体有了如前文所引录的“管奉真武像”前去某宫“正殿”奉安的等记载。而且成化十年（1474），明宪宗朱见深又作有《太和官神像记》，说永乐先帝“即神肇迹之地弘构宫殿，以为崇奉之所者也。而又于绝顶冶铜为殿，饰以黄金”，然而紧接其下文，朱见深并未言及宫观之中有无神像，倒是说自己“欲昭答神贶，无以表诚，乃命工范金为像一堂，安于太岳太和宫（金殿）者”（安奉记录详见上引）。自此以后，真武神像的钦降，就开始屡见记载了。　　在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明宪宗朱见深（1447-1487）作为一个皇帝，初期曾有所作为，后来失政甚多，且崇信方术，厚遇僧道，但是在诗文书画方面，他却颇见才艺，时作墨戏，以赐群臣。崇祯年间，明宗室朱谋垔（生卒不详）编撰有《画史会要》，其卷四记载云：“宪宗皇帝，尝写张三丰像，神采飞动，超然尘表。”◎其流传至清内府的所作，也见于乾隆初年所编的《秘殿珠林》与《石渠宝笈》的著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