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本书对明末以来的闽台两地基督宗教(包括天主教、基督新教等)开教传播发展演进的历史及两地交流互动合作的关系发展史进行全面勾勒及梳理，完整呈现闽台基督宗教关系发展的脉络。
编者简介
主编谢必震，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会长。主要从事中外关系史、闽台关系史的研究，已出版学术著作10余部，编纂资料汇编2部(百余册)，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主要著述有：《中国与琉球》《明清中琉航海贸易研究》《闽台海上交通研究》《福建对外文化交流史》《台湾历史与文化》《台湾文献汇刊》(主编之一)。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钓鱼岛问题与中日争端对策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主权归属史料编年”等20余项课题。
主编吴巍巍，两岸协同创新中心、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闽台区域历史文化、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主要著作有：《西方传教士与晚清福建社会文化》《闽台基督宗教关系研究》等。
作者吴巍巍。
编辑推荐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基督教与闽台区域社会近代化转型研究”(项目编号：11CZJ007)阶段性成果、国家社科基金委托项目“互动与创新:多维视野下的闽台文化研究”(项目编号：09@ZH015)
1.为适应海峡两岸双向交流关系发展及变化的新形势，进一步推进闽台区域问题研究。
2.通过这一批具有新资料、新角度、新方法的研究成果的面世，增进闽台两地人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增强海峡两岸人民的文化认同和文化交流。
3.针对闽台经济文化合作进行分析研究，并对两地产业合作未来的前瞻进行科学的预测，提出有效的对策与建议，为加快海西两个先行区建设提供学术支撑。
读者定位
闽台区域经济文化研究学者，涉台事务工作部门，政府经济文化政策制定者，高校闽台历史文化研究专业学生。
目录
前 言
第一章 闽台区域文化与闽台关系背景概介
第一节 闽台区域文化、闽台关系的概念与研究范畴
第二节 闽台关系的多元内涵与闽台区域文化特征
第二章 明末清初的闽台多明我会关系
第一节 多明我会的对外传播
第二节 晚明时期的闽台多明我会关系
第三节 清中前期闽台多明我会的历史发展及其关系
第三章 晚清时期的闽台基督宗教关系
第一节 晚清时期基督宗教在闽台地区的传播与发展
第二节 晚清时期的闽台天主教关系
第三节 晚清时期的闽台基督新教关系
第四节 晚清闽台教案关系
第四章 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的闽台基督宗教关系
第一节 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及其宗教政策
第二节 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闽台基督宗教发展轨迹之比较
第三节 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的闽台天主教关系
第四节 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的闽台基督新教关系
第五章 战后以来的闽台基督宗教关系
第一节 战后以来闽台两地基督宗教的发展历程
第二节 战后至今的闽台基督宗教关系
结 语
附录一 闽台基督宗教关系大事记
附录二 闽台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史中的闽南文化脉络
参考文献
后 记
精彩节选
总序|谢必震
长期以来，海峡两岸学界对两岸和平发展的研究一直保持着非常高的热度。两岸和平发展，关系到两岸同胞的福祉，关系到亚太格局的变化，是两岸人民共同关注的热点、焦点，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加强两岸交往的广度与深度，加强两岸关系的互动与创新，这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两岸的政治与经济交流要遵循这一规则，科技与文化的交流亦是如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两岸文化交流取得相当丰硕的成果，两岸民众的相互了解，正是从文化的交流开始，特别是大量学术论著的工作，把两岸文化交往研究推向了更加广阔的领域和更高的层次。
在以往两岸文化研究中，更为注重历史事实的追述与挖掘，探究“台湾与大陆同根同源，两岸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法缘相循、商缘相连”等事实。这些成果为海峡两岸关系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扎实基础。筚路蓝缕，功不可没。目前两岸文化研究还有许多需要拓展的地方：比如如何处理好两岸文化关系的历史与当代的衔接关系等，特别是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推动文化与经济融合，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建立海峡两岸文化产业合作中心，着力培育专、精、特、新文化企业，努力使海峡西岸经济区成为全国重要的文化产业基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以往的研究成果已经与此一新形势有所脱节。因此进一步探索两岸关系研究的新思路，拓展两岸关系研究的新领域，尤其是注重两岸经济与文化当下关系的探究，以及对“未来”愿景的规划与实现，显得十分必要。
在两岸深入、持续交往的同时，在政治经济领域、文化遗产保护、教育合作、族群文化关系等方面都出现了新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注重对两岸深度交流的趋势加以研究。
一
当前两岸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和平、发展、合作已经成为两岸关系的主流趋势。在这种新形势、大背景下，如何转变传统思想观念，摈弃固有的思维模式，开创两岸关系研究的崭新局面，显得尤其迫切和重要。相对于以往两岸关系的研究而言，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继“往”开“来”、“学”以致“用”，即既注重“历史”事实的追述，更注重“当下”问题的探究和“未来”愿景的规划；既注重学术性，更注重应用性，力图直接服务海西建设，为两岸和平发展献策献力。
加强两岸深度的交流必须有新的研究理念。我们认为，加强两岸深度的交流必须做到多维视野下的“互动”与“创新”。“互动”即两岸科技、经济、文化的互动，“创新”即两岸关系互动机制的创新，以区别于以往两岸关系研究的思维模式，从而赋予其新的研究内涵。“多维视野”则指研究视野的多元性和多角度特质，同时也指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特征，如社会学、传播学、经济学、教育学、宗教学等研究学科的综合运用。
要加强两岸深度的交往，必须丰富两岸科技文化、社会经济研究的对象。以宏观构架为统摄，涵盖的研究对象更加广泛。
就福建而言，当前福建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正全面加强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我们要立足闽台关系研究，着眼海西建设大局，全面推动文化与经济融合，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建立海峡两岸文化产业合作中心，着力培育专、精、特、新文化企业，努力使海峡西岸经济区成为全国重要的文化产业基地，为深入贯彻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提供参考。
我们要致力于构建两岸命运共同体的精神文化纽带，以学术研究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在挖掘两岸关系发展资源的同时，努力把福建建设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基地”和先行区，以期对促进两岸科学技术、文化旅游及经贸交流合作起到推动作用。
加强两岸深度交流，必须增进海峡两岸民众感情。文化是两岸民众心理认同最直接的表现，在今天，研究思维不能仅停留在过去的论述。要加强对新问题和新动向的探讨，以深化人们对两岸关系内涵的认识，进而加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增进海峡两岸民众感情，消除彼此心理隔膜。
加强两岸深度交流，必须通过对台湾政治生态、族群结构与族群文化的解剖，分析“台独”的文化根源，在弘扬中华文化的前提下，以文化促进经济、政治的交流与合作，为破解两岸和平发展中的难题提供一个新的路径，一个新的视野和思路。
二
在党的“十八大”关于加强巩固和深化两岸和平发展关系的方针指导下，注重从“互动”与“创新”的视角多元立体地研究两岸关系，基本的思路就是在认识两岸关系内在联系的基础上，对两岸交往在新形势下的互动关系与发展境遇进行科学研究，以期为当前两岸交往注入新的研究理念和模式，以创新精神进行两岸关系的研究。
我们应该尝试构建两岸关系研究的新框架，这一大框架试图在突破以往研究模式的基础上，多角度、全方面、深层次、跨学科地研究两岸关系，即用多维而非单一的视野来分析和解决问题，尤其是当前两岸关系呈现出的新问题和新趋势。循此思路，课题在研究对象方面不仅涵括以往研究的热门问题，特别是注重这些历史文化现象的当代发展动态和趋势，还包括最新出现的海峡两岸交往的问题，并着力对这些事象进行一种综合的研究。
众所周知，以往研究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批驳“台独”势力割裂两岸历史文化关系、推行“文化台独”路线的劣行。如今，“台独”分子虽仍不时活跃，但从当前两岸关系大局来看，和平、发展、合作是主流趋势。这时候学术研究的目标就不能再停留于过去的模式和思维，而应以一种发展创新的理念来对两岸关系进行更加全面而深刻的研究，从而为今天海峡两岸人民更好地互动往来和良性交流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提出新的科学合理的建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文化认同、构建新的“海峡文化圈”的理念之下，建立论述框架，探讨两岸合作交流的新思维，开拓两岸交流与合作的新领域和新空间。
举例观之：我们可以中华文化为基础，科学分析台湾族群文化与台湾政治生态、政党政治的关系，以文化促进经济、政治的交流与合作，为破解两岸和平发展中的难题提供一个新的路径，为实现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一个新的视野和思路。海峡两岸教育具有深厚的亲缘关系，历史以来长期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往来。当前，两岸教育联系呈双向交流态势，形式多样，范围广泛，互动频繁，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和特征。新形势下，海峡两岸教育应进一步加强合作交流，探索教育科学与发展问题，为两岸学校、教师和学生打造互动交流的平台，以增进两岸学界的理解和对话。台湾光复初期，大批的福建籍教师、行政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到台湾工作，对台湾光复初期的社会事业、经济建设的恢复和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在当时社会文化重建过程中，这些闽籍的行政干部、教师、新闻工作者等，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窥见当时台湾社会文化重建的全貌，以及福建人在台湾社会文化重建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由此可见，在今天海峡两岸科技与经济的交往中，福建应在这个过程中起到应该起到的作用。
综上，我们应当进一步挖掘与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相关资源，为两岸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合作提供经验与启示；通过各种活动的深化研究，为两岸各种资源共享和经济品牌的开发探讨运作机制创造有利的条件。
三
加强两岸深度交流，必须具备研究理念和视野的创新。注重两岸关系的互动与发展创新内涵，注重新形势下两岸关系发展的新趋势，选取明确的主题，结合鲜活的案例，诸如重视两岸交流合作开展过程中的各项活动形式、特点与成效显著的经验，为两岸关系研究提供全新的研究视角。研究内容和对象的创新，不仅对一些老问题在当下出现的新趋势、新现象给予关注，还应从一种动态发展的格局对两岸关系的新事象进行新的诠释和分析。
例如，我们可从两岸共同保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来讨论两岸深度交流的问题。文化遗产保护和申报，是海峡两岸人民共同的时代责任，由此呼吁两岸文化界携手合作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保护利用。又如，以往对海峡两岸教育研究只注重双方关系，我们认为，研究教育互动和发展，是两岸交往的关键环节，对于促进其他活动如两岸科技文化的交流等有着重要促进作用。再如，以往对两岸宗教研究偏重于两岸“神缘”关系探讨，我们认为，两岸宗教活动已经被赋予新的时代发展的内涵，我们必须把握新的趋势和新的现象，利用两岸宗教信仰频繁互动和兴盛发达做文章，为两岸政治合作、旅游资源开发及文学艺术交流提供经验与启示，等等。
加强两岸深度交往，必须做到两岸学者联手，多方合作，这将使两岸关系的研究更为全面。既可以收纳祖国大陆、台湾以及海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同时各自研究侧重点的结合，使两岸关于科技与经济的交往，文化与教育的沟通的诸方面的研究更为全面、饱满，对于相关历史也更易达成共识。
概而言之，两岸关系的深度交流和动态发展，从注重互动与创新的视角考量，一定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正是从这一愿望出发，我们组织编写了“新视野下的闽台关系研究丛书，”在两岸经济、教育、族群、宗教与文化等诸方面作一些探讨，尤其在推动闽台文化交流方面，为加强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文化基础略添一薪，以飨读者。
谢必震
2014年11月30日
文摘二
第二章 晚清时期的闽台基督宗教关系
第四节 晚清闽台教案关系
教案，又称民教冲突，是基督宗教在中国社会传布过程中与民众所产生的纠纷、冲突事件。闽台地区是基督教势力最早涉足和较为发达的区域之一，此地区的民教冲突事件表现也较为显著。闽台教案关系从一个重要层面反映了闽台基督教发展的内在关联和紧密关系。
一、晚清福建教案概况
在中国近代史上，福建是教案发生较为频繁和显著的地区之一，盖因该地基督教会活动足迹较广，且中西文化因着深层次、根本性之矛盾难以调和，民教冲突事件持续不断。其中较具代表性者有如乌石山教案、福安穆阳教案、延平教案、惠安教案和古田教案等。从时间上看，晚清福建教案肇启于1850年神光寺事件，此后一直持续不断，直至1907年终止于将乐教案。有学者将晚清福建教案发生时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道光三十年至同治八年（1850-1869），官绅反教案件多于平民反教案件；第二阶段为同治九年至光绪十年（1870-1884），平民反教案件多于官绅反教案件；第三阶段为光绪十一年至光绪三十三年（1885-1907），固有秘密会社参与反教行列，平民反教之比数更大于第二阶段。由此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教案有走上群众运动之趋势。（参见林文慧撰：《清季福建教案之研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90页。）从空间分布来看，晚清福建教案在福建各府、各县均有发生，从沿海至内陆，几无幸免，且以沿海地区为主，个别内陆县份也间有程度较重的教案发生。可以说，晚清福建教案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绵延半个多世纪，成为福建地方史和中国近代史上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给区域社会和民众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多重影响。
晚清福建教案发生的原因是多元复杂的，根据学者的归纳和概括，主要的原因有如下一些方面：①租屋宣教引起，②占地建堂引发，③“还堂”纠纷，④传教士庇护教民，⑤敬神祭祖（迎神摊派）引发，⑥谣言煽动，⑦中外战争引发，⑧秘密结社引发，⑨“风水”观念冲突，等等。（参见徐斌：《闽台教案研究》，载谢必震主编：《闽台区域研究丛刊》第三辑《闽台基督教问题研究专辑》，北京：海洋出版社，2003年，第93页；林文慧：《清季福建教案之研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89-198页；罗金财：《风水与晚清福建教案》，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未刊稿，2009年。）当然，晚清福建各地大小教案的发生往往并非单一因素所致，其原因是错综复杂的，这一点须予以明确。
概而言之，晚清教案在福建及至全国各地的频发，从深层次上看，反映出近代中西方文化冲突与社会民众反帝爱国情绪的张力，夹杂着朴素的民族主义和盲目的排外思想，同时也折射出中国已经日益被卷入资本主义国际法则处理问题的现代世界体系中。
晚清福建主要教案一览表（表略）
[表格资料主要来源：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第1-7辑，“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1974-1981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清末教案》（第1-6册），北京：中华书局，1996-2006年；并参考林文慧《清季福建教案之研究》一书与徐斌《闽台教案研究》一文的统计和整理资料。]
二、晚清台湾教案概观
清朝政府统一台湾后，台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作为福建省下辖的行政单位，隶属于福建省的行政管理。所以有学者也将晚清台湾教案置于福建教案的范畴来阐述。不过，台湾自1885年建省后，已经成为与福建平行的省级行政单位，所以自1885年至1895年开始被日本割占这段时间，应单独作为一个研究范畴。为了便于有一个纵线的梳理和审视，本文将台湾教案之部分单独进行考察和论述，时间从1859年第一次凤山教案起，至1895年因日本侵台引发台湾南部多地教案。
晚清时期台湾作为福建省辖属的行政单位，伴随着移民的浪潮和拓垦，其社会形态已经较为全面地过渡到农业定居经济社会，基本完成了“福建化”的开发进程。晚清台湾教案的发生，即是在与县上级行政管理单位——福建的紧密联系下开始的。晚清台湾教案从总体来看，发生的频率和规模较福建为少。台湾教案从1859年天主教步入台湾社会开始，到1895年日本侵占台湾结束为止，前后共持续36年，历经咸丰、同治和光绪三朝，共发生大大小小教案纠纷29起，对于当时台湾的涉外关系有着重要影响。
清代台湾教案主要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期民教冲突（1859-1868），该时期发生的重要案件有凤山戏狮甲案、凤山万金案、凤山沟仔墘案、台南府教案、凤山埤头案、凤山猫角案、凤山高长案、庄清风案、樟脑事件、许建勋案；后期台湾教案（1874-1895），该时期发生的重要案件有嘉义白水溪教案、新店教案、三重埔教案、和尚洲教案、艋舺教案、台湾府阻建女堂案、台南利仑教案、大稻埕教案、彰化教案、云林挂牌案等。
清代台湾教案呈现出时间分布上的集中性和空间分布的区域性两大特征。从发生时间来看，台湾教案并非每年都有教案发生，而是呈现出明显的时间集中性，集中爆发于四个时段：同治元年至同治七年（1862-1868），同治十三年至光绪三年（1874-1877），光绪十年、十一年（1884、1885），光绪二十年（1894）前后。前两个时段为基督教传教初期，后两个时段则正值中外战争期间。这种时间分布的特点，与台湾当时的社会背景有深刻的关系。鸦片战争后，基督教传教士和教民凭借传教特权，干预诉讼，引发台湾民众的生存危机和民族危机，由此爆发了大大小小的反洋教斗争。从地域空间分布来看，台湾教案的发生地以中南部为主，全部29件教案中南部达19件之多，北部其次。这是因为教案的区域性特点和传教士开辟教区的早晚直接关联；随着时间推移，教案发生地由南部逐渐转向北部，则与同治七年（1868）教案的处理方式关系密切。
在台湾教案中，官府、士绅和民众分别扮演了三种反教势力，其关系格局是官府反教偏重于政治权威与社会秩序的维护，士绅反教在于价值观念的差异与维护自身地位的需要，民众则侧重于个人实际利益的得失与否。此一关系网在台湾逐渐形成了以地方乡绅为中坚力量，以广大民众为先锋，以地方官府为保护伞的“三位一体”反教格局。
台湾教案是在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这一历史大背景下发生的，从广泛意义上讲，它具有反帝爱国的性质。但由于农民阶级的散漫性，在反洋教斗争运动中，极少部分民众把传教士与外国侵略者画上等号而对之加以迫害，这是台湾人民反教斗争的局限性。因此，晚清台湾教案中民众的反洋教斗争是近代中国反对外族侵略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也呈现出一定程度的非爱国主义因素。（参见李颖：《清季台湾教案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0年，第41-51页。）
晚清台湾主要教案一览表（表略）
[表格资料主要来源：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第1-7辑，“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1974-1981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清末教案》（第1-6册），北京：中华书局，1996-2006年；并参考李颖《清季台湾教案研究》一文与林文慧《清季福建教案之研究》一书的统计和整理资料。]
三、闽台教案关系的审视与解读
通过对闽台两地教案发生的概况进行综合审视和比较，可以发现二者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这种关系又可以分为直接的联系和间接的联系两个层面。
（一）直接的联系
晚清时期闽台社会已然形成了区域“一体化”的格局关于闽台区域文化共同性、一体化等问题的阐述，（参见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编：《闽台区域文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页；杨彦杰：《两岸文化亲缘的历史见证——闽台共同文化区的形成》，载刘登翰主编《文化亲缘与两岸关系——以闽台为中心的考察》，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年，第1-20页；徐晓望：《论中华文化与闽台文化》，《东南文化》，1992年Z1期；徐晓望：《再论闽台是统一的文化区域》，《台湾研究》，1994年第3期；卢建一：《试论清代闽台区域一体化的形成》，《东南学术》，2004年第2期。）尤其是台湾在大部分时间作为府、县甚至更低一级行政单位隶属于福建省管辖的“法缘”关系，台湾社会在很多方面都照搬福建的经验和模式以获得自身的发展；而台湾地方政治事务更是与福建息息相通，显示出台湾行政管辖和治理模式的“闽省属府”格局。在这样的政治模式中，闽台教案在很长一段时间，也被置于闽台行政关系一体化的政治管理框架中，彰显出闽台区域一体化的紧密关系。
其一，闽台教案经常性涉及省级官员的处置职责，而台湾教案的处理更是往往离不开闽省主管官员的负责或协调。闽台教案的发生地虽然都在具体的城市或乡村，但由于教案发生后，教会、传教士或教民经常都会倚仗西国领事出面处理，因此常常要惊动福建巡抚甚至闽浙总督，或是其他闽省大员。如1868年凤山教案，因英国人以此要挟开放樟脑贸易的商业纷争，英领事照会恭亲王“火速行知闽浙总督，赶紧拣派能事大员前往台湾府”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第二辑（三），第1288页。，这样，福建高级官员兴泉永道曾宪德奉命前往台湾办理此案。又如1877年台湾和尚洲教案，适逢福建巡抚丁日昌驻台办公，此案遂呈报至丁日昌处，最后由丁果断严厉处置，等等。这些案例，无不表明闽台教案处置背后闽台行政体制关系的互动格局。
其二，闽台教案发生的同步性，尤其是在中外战争期间，福建民众的反洋教斗争与台湾民众的反洋教斗争相互驰援呼应。例如，在中法战争期间，福建多地爆发了反对法国侵略而焚烧教堂、驱逐教会的反教事件，受这波排外风潮影响，加上闽台“生息与共”的关系，台湾基隆、淡水等地也爆发了民众的反教风潮，发生了多起教案事件。参见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804-811页；徐恭生：《试论中法战争时期的反洋教运动》，载《近代中国教案研究》，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267-282页。又如在甲午中日战争期间，福建和台湾民众也因对外国人不满，爆发了多起反教事件，等等。这些事例表明，闽台教案在时空的呼应具有相当的共时性特征，尤其是中外战争激发了闽台中华儿女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心，成为引发排教事件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其三，闽台天主教教案的直接关系表现之一为台湾教会往往要向其上级组织福建主教区汇报和求援，这反映着闽台天主教组织、行政关系的格局。晚清时期天主教在福建正式成立一套较为系统的组织管理机构，福建教区成为独立的监牧区，占有重要的地位，台湾传教区在此一时期则隶属于福建厦门教区（南境代牧区）管辖。由于有着这层隶属关系，台湾天主教教案发生后，教士和教民往往就要向福建教区求援，福建教会往往又会让本国领事出面解决。如1887年大稻埕教案和1892年的彰化教案，即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大稻埕案中，西班牙传教士找到了英国驻台领事和西班牙驻厦门领事胡敦若（Tomas Ortuno）帮忙向清政府施压；彰化教案也找了西班牙驻厦门贝领事向清官员施压等。参见李颖：《清季台湾教案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0年，第33-36页；林其泉：《洋教在台湾的传布和台湾同胞的反洋教斗争》，载《近代中国教案研究》，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188-189页。
（二）间接的联系
虽然大部分的闽台教案并无直接关联，但由于教案的爆发往往具有全国一致性的大背景和趋势，或是区域性的特征，所以福建和台湾教案很大程度上也表现为间接性的联系。这些间接联系的要素有很多方面，其最主要者有三：
第一，反教主体的相同性。无论是在福建还是台湾发生的教案，反教的主体皆离不开官、绅、民三个阶层，且愈益以下层民众为主体性力量。早期闽台教案的爆发，主要是以官绅为反教主力，发生地点多在城市，这也与基督教在闽台两地的传播路线和发展趋势息息相关。举例而言，福州乌石山教案和台湾府城教案，皆是官绅推动、指使民众作用的结果，最终达到了将传教士赶走的目的；到了后期，如1895年的古田教案和1892年的彰化教案，则是以下层民众和民间组织为主要力量的反教事件。可见，闽台两地教案的发展趋势也有着相似的内在逻辑。
第二，闽台教案的起因有着内在关联。福建教案因着数量和规模等方面的优势，其发生原因较之台湾要复杂得多，台湾教案发生原因多为反对传教和民教纠纷冲突。尽管如此，闽台两地教案肇因还是表现出较多关联性征状。首先是排外心理的一致性，台湾移民主要源自福建闽南地区，闽南宗族社会的各方面特征在闽南和台湾表现十分显著，由于受儒家思想的渗透性影响，福建各地民众自发的儒家正统与华夏正统观念十分深厚，对于基督教这种西方化色彩明显的宗教自然有着自觉的抵制心理。其次是对基督教会租屋建堂的反对，闽台两地教案不少是由这方面引起，这说明外来文化在闽台文化共同区遭遇到很大的阻力。再次，日常的民教纠纷和打教事件时常发生，由于基督教在闽台社会传播不可避免触动当地传统的社会秩序，经常会因教民和非教民的口角、利益纠纷等形成反教事件，这是闽台社会共同的日常运行机制和秩序遭遇外来力量挑战而衍生的新问题。
第三，反教影响的趋同性。无论是福建教案还是台湾教案，都是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的组成部分之一。这些大大小小教案的最直接影响即是打击了基督教会在中国传播的强势行为和心态，使教会不得不检讨自身的态度和方式。此外，反教事件的持续发生也对西方列强蛮横地在华进行文化扩张和文化侵略发出警告，使得西方殖民分子在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输出上放慢脚步，并不得不以适应中国社会需求的方式，完成西方宗教文化在华传播的“本土化”实践。故而，随着时间推移，特别是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反教高潮期间，闽台地区反而表现得较为平静和安稳。
总体来看，近代闽台教案因着福建和台湾两地“五缘”文化力的作用，在诸多方面表现出较为显著的内在关联。这些联系说明了闽台两地教案是同一文化区下所呈现的同质文化事象。从更大范围看，闽台教案乃是在近代中外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民族斗争愈加激烈的情况下发生，无疑具有爱国主义的性质。不过由于教案发生具有多元复杂的因素，闽台教案也呈现出晚清之世两岸普通民众狭隘性、盲目性和排外性等特征，这是闽台区域社会共同的人文风貌所引致的时代现象。概言之，闽台教案是闽台区域文化一体性的又一外延或维度，所不同的是，此一维度是以中西冲突为主线来呈现的，它丰富了闽台区域社会基督教传播史和地方史的研究范畴。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晚清时期闽台基督宗教关系的发展轨迹和特点略作总结：
第一，闽台两地相近的地缘、相同的语言、一体化的行政关系和移民亲缘等客观因素，是决定此一时期闽台基督宗教发生紧密联系和互动往来的必然条件。在特定时空的综合作用下，无论是自由灵活的基督新教还是教制更为严密的天主教，在闽台区域社会传播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要与这些因素发生联系，闽台两地之间的“五缘文化”纽带，成为渗透和贯穿在西方宗教传播过程中的内在驱动力。这是西方文化在闽台地区传播过程中必然遭遇的挑战和机遇。闽台基督宗教正是在上述这些因素缠绕纠葛的境况中，在遵循教会内部发展轨迹的同时，也与闽台区域文化发生着深刻的撞击和融会。
第二，闽台两地基督新教在此一时期发生着紧密联系，福建基督教会与台湾教会之间从起初的母会与子会再到后来的兄弟教会，始终关系亲密。这一时期英国长老会以闽南语、粤语方言区域为传教工场，构建了“厦门—台湾—汕头”三角链之传教关系网。其中，厦门与台湾同属闽南语系统，长老会在开教台湾的过程中，始终以厦门为中心基地，多照搬在福建的模式和经验，深刻表明长老会厦门总会与台湾教会之间形如母子的关系。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台湾一直是长老会在福建的教会分站之一，隶属于厦门总站的领导。随着台湾教务的拓展，长老教会在台湾形成了像“台南教士会”这样较为独立的组织机构，但与福建教会总会之间的联系仍非常紧密，互动频仍，体现的是一种兄弟般的亲密关系。可以说，晚清时期的闽台基督新教之相互关系，奠定了闽台基督教深厚的文化亲缘传统，为后来闽台区域基督教历史发展铺就了基石。
第三，闽台天主教关系在延续传统的同时也有所发展和突破。晚清时期，天主教多明我会在闽台两地都有较好的发展。首先是在福建内地的传教士由地下转入公开，教务有了很大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同时，经过清中后期的开发经营，台湾社会已经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当中。大量的闽粤居民移往台湾，使两岸社会的血缘、文缘等关系愈益密切。因此，多明我会经过在福建独自缓慢的发展之后，于此一时期将传教的目光投向曾经播撒过福音种子的台湾社会，并利用闽台两地血缘亲近、语言相通等关系，在福建培养传教士和宣道员，以此传教台湾，形成了多明我会教务由闽入台的格局。通过这些传教士和传道员的努力，晚清台湾的多明我会教务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这一时期的闽台天主教关系主要体现为多明我会的由闽入台，以及台湾传教区和台湾教务隶属于福建厦门教区管辖的体制。此一时期闽台天主教会之间的互动非常频繁，不仅在教区建置、人事关系、人员往来、教务交流等层面十分热络，两地教会之间还有着共同的布道语言和出版物，台湾教会建筑形式也带有明显的闽南文化风格等，这些都深刻反映了闽台天主教会密不可分的区域地理格局。
其它信息
装 帧：平装
页 数：328
开 本：异型16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