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软件 首页 > 图书 > 经济管理类图书 > 正文 返回 打印

中国国际商务理论前沿(5)

  2020-06-10 00:00:00  

中国国际商务理论前沿(5) 内容简介

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政策构成了掌控宏观经济均衡发展的一种重要手段,生产要素的直接流动与间接流动构成了经济全球化的基础表现形态。中国正在从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贸易与投资的行为特征及战略理念经历着深刻的变化。深化改革开放,在多边与双边贸易制度安排的推进中,构建互利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国际商务理论前沿(5)》集国内学界的精英,把握世界市场的脉搏,探索中国对外贸易与资本双向流动的路径,为中国的复兴建言献策,为后继者辨义解惑、铺路搭桥。

中国国际商务理论前沿(5) 目录

**篇 国际贸易篇
 试析国际贸易失衡问题
 人民币汇率与贸易收支:文献综述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战略研究
 加工贸易转型升级问题研究
 出口退税问题研究
第二篇 利用外资篇
 FDI新一轮增长与中国利用外资
 外资并购与中国利用外资的新发展
 跨国并购与中国经济安全
 QFII制度在中国证券市场的
 新进展陈学彬张宗新
第三篇 走出去篇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意义、现状与发展趋势
 未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形势的判断
 资本项目开放研究
 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与理论探讨
第四篇 对外经贸关系篇
 中美经贸关系:新发展、新问题
 中欧经贸关系:贸易平衡诉求中的整体与
 结构互动
 中日经贸关系:发展现状与前景展望
 中国入世过渡期结束后的机遇与挑战
第五篇 区域与专题篇
 服务贸易自由化:多边主义还是区域主义
 海峡两岸经贸合作模式探讨
 中国-东盟双边贸易状况的实证分析
 国家制定技术性贸易措施战略前瞻
 国际化进程中亚洲企业的战略人力资源管理

中国国际商务理论前沿(5) 节选

试析国际贸易失衡问题 杨圣明
  一 国际贸易失衡的主要表现
  据《WTO贸易快讯》,2006年全球国际贸易额达24.5万亿美元。其中,出口12.1万亿美元,进口12.4万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5%和14%,扣除汇率和物价因素后,实际增长分别达到9.0%和8.5%,显著高于过去10年的平均增长速度。尽管增长很快,但贸易失衡问题却有所加剧,值得关注。目前国际贸易失衡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失衡问题。以发达国家2006年进出口额前9名而论,有四国存在逆差,五国存在顺差。在逆差国家中,美国逆差8830亿美元、法国逆差430亿美元、英国逆差1580亿美元、意大利逆差260亿美元,四国逆差合计达11100亿美元;在顺差国家中,德国顺差2020亿美元、日本顺差700亿美元、加拿大顺差310亿美元、荷兰顺差460亿美元,比利时顺差160亿美元,五国顺差合计为3650亿美元。五国顺差与四国逆差相抵后,净逆差7450亿美元。这个窟窿如此之大,如何填上呢?谁来堵塞这个大洞?这是当前国际贸易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在发达国家中,美国是*大的逆差国,而德国是*大的顺差国。美德贸易不平衡集中显示出发达国家间潜在的贸易矛盾与冲突。
  另一方面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失衡问题。近几年来,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高速增长,2005年贸易出口3.4万亿美元,占世界贸易出口34%,比上年增长22%,分别高出日本、欧盟和北美17、14个和12个百分点,其中中国出口增长20%、巴西出口增长23%、印度出口增长19%、俄罗斯出口增长34%。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高速增长,因而出现了大量顺差,2005年达4190亿美元。亚洲发展中国家出口为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8%,顺差1180亿美元。2006年高速增长的势头并未减弱。即便如此,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顺差同发达国家的尤其是美国的贸易逆差(2006年8830亿美元)相比,仍然是小巫见大巫,二者之间仍然存在比较严重的贸易失衡。
  中美之间也存在着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以中国海关的统计资料计算,中方的顺差,近几年急速增加,2000年还只有298亿美元,而2005年则突破1000亿美元,达1142亿美元。2006年更创1442亿美元新高。当今世界上*大的发达国家与*大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必将产生多重影响,也应受到关注。
  放眼全球看,据有关的统计资料显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全部顺差之和仍然不能弥补美国一国的贸易逆差。针对这一问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指出,“美国贸易逆差是全球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因素”。他还写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春天的会议被誉为一个突破,官员得到‘监控’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全球动荡的贸易失衡的新授权。新使命对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身的合法性都非常重要。但是,它能胜任这项工作吗?”换言之,IMF敢不敢剑指元凶?
  二 国际贸易失衡的基本原因
  全球国际贸易失衡首先是由美国的三大经济政策,即赤字财政政策、高消费政策和出口管制政策造成的。在美国,贸易逆差与财政赤字是孪生兄弟,更准确地说,它们是父子关系。财政赤字必然导致贸易逆差,且随着财政赤字的不断增加而贸易逆差日益攀高。1980年美国的财政赤字为762亿美元,占GDP的1.94%,与此相适应,贸易逆差仅314.1亿美元。而到2005年,财政赤字高达4992亿美元,占GDP的4%,因而贸易逆差也创新高,达8284亿美元。一般地说,贸易赤字通常等于一国国内储蓄与投资的差额。所以,贸易赤字要么源于投资过度增加,要么源于储蓄严重不足。美国既有前者,更有后者,两驾马车拉动贸易赤字急速膨胀,甚至狂飙骤起。在美国,不仅政府靠双赤字度日,而且家庭也靠借债消费。美国居民家庭储蓄率极低,难以支撑高消费,于是靠借债过日。美国的家庭债务截止到2005年第三季度已达11.4万亿美元。由于进口大大超过出口,美国每天必须从比较穷的国家(其中当然包括中国)借债20亿美元,以弥补巨额贸易逆差。还必须指出,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之所以出现,同它的以双重标准为基本特征的所谓出口管制政策有密切的关系。从美国的产业结构看,资本技术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是它的优势,而劳动密集型的生活必需品的产业则是它的劣势。这就决定了美国必须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出口高科技产品。可是,美国大量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却严格限制高科技产品出口,这必然造成贸易失衡,尤其是中美贸易失衡。
  从发展中国家考察,有3种情况影响国际贸易的失衡问题。其一,必要的外汇储备是预防和解决金融危机的有效手段。近20多年来拉丁美洲和亚洲发生的几次金融危机都是首先从外汇短缺突破的,而*终又是靠外力注入外汇解决的。惨痛的教训使不少发展中国家明白,必须通过各种途径(主要是外贸)增加外汇储备,以备不测风云。因此,这些国家都力求出口大于进口,使外汇增加。这当然会影响贸易的平衡。其二,以贸易盈余作为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引擎。许多发展中国家曾经希望引进大量外资来发展本国经济。但这种愿望并没有兑现。于是,不得已转向自力更生,依靠本国的贸易盈余来积累资金。这就迫使出口多进口少而形成贸易不平衡。
  其三,产业转移导致的赤字或盈余的转移。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初,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转移至不少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因此,使这些国家和地区对欧美发达国家大量出口,保持贸易盈余。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日本、美国和亚洲“四小龙”又把一些产业转移至中国内地,并随之也把贸易盈余转移至中国。这是形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重要因素之一。
  尽管从表面上看,造成全球贸易失衡的原因众多,甚至千奇百怪,然而,从根本上研究与观察,不难发现,它是由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造成的。由于科技、经济、社会以及自然资源等诸多原因,各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快慢不等。原来一些后进的国家赶上来了,相反,原来先进的国家有的又落后了。二战刚刚结束时,美国成为世界独一无二的头号强国,而德国和日本由于战败,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新中国成立时也是一穷二白,百废待兴。而今天呢!时间虽然仅仅过了半个世纪,但日本和德国强大了,成为二三号经济强国。中国也今非昔比,受世人瞩目。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也大步登上世界舞台,经济正在腾飞。这样,世界市场的竞争规律必然冲破旧的经济秩序和贸易关系,再形成新的秩序和关系。永远不会停滞在一点上。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出现。在摩擦、矛盾与斗争中前进。平衡、不平衡、再平衡……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就是国际贸易发展的  一条客观规律。
  三 解决国际贸易失衡的主要对策既然贸易失衡的原因复杂多样,所以解决的办法不能仅限一种。只有多边努力,才能较好地妥善解决之,以避免引发世界经济的剧烈动荡。在这里着重谈一谈美、德、中、日四大贸易国应采取的对策。
  1.美国应当采取的政策
  如上所述,全球国际贸易失衡的基本原因是美国的巨额财政赤字。因此,降低美国贸易逆差首要可行的办法是减少财政赤字。美国的财政赤字是如何出现的?归纳起来,不外这样几条途经:(1)减免税政策。布什政府推行的对高收入阶层的税收赦免和税收减让,导致大批美国公司仅仅支付其名义税收的1/6,这使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减少;(2)庞大的伊拉克战争经费。白宫经济学家拉里•林德赛在指出伊拉克战争耗资2000亿美元(这一数字是当时官方数字的2倍)之后,随即被迫辞职。然而,他估计的数字事实上仍然偏低。有人指出,伊拉克战争耗资接近2500亿美元,并以每月50亿美元的速度上升。*近,有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指出,截止到2007年6月伊拉克战争耗资已超过5000亿美元。战争造成的死亡、伤残的美国士兵的抚恤费和医疗保险费,以及招募新兵、补充兵力的费用,也高达数十亿美元;(3)医疗保险支出远大于预期。布什政府推行的医疗保险制度中的药费开支远远高于预期。社会保障私有化将使未来20年财政赤字增加2.5万亿至3万亿美元;(4)大量农业补贴。美国的农业补贴是全球*多的,是神秘的大黑洞(估计约2500多亿美元),也是WTO“多哈议程”谈判中争议颇多的难题。更是美国政府财政的沉重包袱。总之,美国政府推行的“降低税收和增加支出”的赤字财政政策已是一种捉襟见肘的极高风险的政策。再加之孪生的巨额贸易赤字,构成了一种冒险的经济战略,这对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危害极大,必须尽快停止!改弦更张。一位美国经济学家丹尼尔•奥尔特曼指出,美国政府所有预期偿还的债务和可能的收入之间存在60万亿美元的差距。这差不多是美国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或者是按照现行税率的数十年税收收入的总和。另外,波士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劳伦斯•科特里科夫指出,美国或许已经破产了,或许正试图重组债务。他预期,如果不能成功,那么世界上将出现人类历史上*大的呆账。目前,美国在双赤字的困境中,企望借助于美元贬值寻找一条出路,这也是不行的,不能采取的政策。美元在全球的霸主地位决定了美元汇率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它大幅度贬值可能有利于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以及提高美国的国际竞争力。但是,美元贬值只有利于出口,却不利于进口。如果美国进口放慢,将减弱它对经济的引擎作用,大幅度贬值对金融市场以至全球经济都可能产生动荡甚至危机。因而,贬值是下策。笔者认为,美国的高消费、高福利政策已走到尽头。必须转向另一种政策,抑制高消费、压缩过多的开支,鼓励储蓄,稳住币值。这可能是美国的上策,也是全球的福音。当然,也要预防美国采取下策。
  2.德国和日本应采取的政策
  近50多年来,德国和日本不仅从凋敝的经济中复苏起来,而且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和经济强国,与美国并称世界三大强雄。目前,这两个大国拥有巨大的对外盈余,竞争地位日趋上升,开始向美国的竞争优势发起挑战。可是,与美国的国内需求过旺相反,德国和日本的国内需求都是萎靡不振。在这种格局下,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消除国际贸易严重失衡,在美国大力抑制国内需求尤其过旺的消费需求的同时,而德日两国则相反,应着重扩大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此外,由于德国、日本都有大量的贸易顺差,外汇储备也相当雄厚,所以日元和欧元都面临升值的趋向。这样的趋向有可能促使美元进一步贬值。而这种贬值既不利于美国的贸易平衡,更不利于全球贸易平衡。因此,如何协调美元、欧元和日元三大货币之间的关系也是解决全球贸易失衡的重要对策之一。有关的国际组织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召开国际会议认真研讨这个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
  3.中国应采取的政策
  中国自1994年后一直保持着顺差,且顺差规模呈上升趋势,2006年达1770亿美元。这种贸易不平衡有内外两方面原因。因此,应采取内外两类不同的政策加以解决。
  在外因方面,主要是美国对华的三大政策,即出口管制政策,武器禁运政策和非市经济地位政策造成的。中国的外贸顺差,其实主要是对美国的顺差。中国的顺差1995年为167亿美元,其中对美顺差74.9亿美元,占45%;2000年为297.4亿美元,其中对美顺差241.1亿美元,占81%;2005年为1020亿美元,而对美顺差竟然达1142.7亿美元,超过总体顺差122.7亿美元(1142.7亿~1020亿)。这就是说,中国除对美保持顺差外,对其他所有贸易伙伴来说,总体上还处于逆差境地。由此可知,所谓解决中国的贸易不平衡问题,说穿了,就是解决中美之间贸易不平衡问题。而这个问题是由美国实施的上述三大政策造成的。如果美国取消对华实施的那些歧视性政策,中美贸易平衡问题将迎刃而解。
  在内因方面,主要是实行3个低政策,即人力成本低、资源成本低、环境成本低的基础之上催生的人民币币值低造成的。中国的外贸顺差不能反映中国商品的竞争力很强。如果改“四低”为“四高”政策,中国的贸易顺差将立即消失。当然,这样毕其功于一役的做法肯定行不通。至少要分两步:先解决前三低,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科学合理利用资源,治理环境;然后,再使人民币逐步升值。这样将有助于协调国内外的利益关系。汇率是货币的价格,是一切商品的总价格。当前,中国应尽快解决劳动力价格过低、资源价格过低、环境价格过低的问题。只有解决了以上3个价格过低问题,才能露出人民币币值的真面目,以平息国内外关于人民币汇率和中国贸易顺差等问题的争吵,也有利于国际贸易平衡。
  四 贸易失衡与中国的汇率问题
  美国的某些国会议员特别关注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他们把中国的贸易顺差或美国的逆差原因归罪于中国政府操纵汇率,故意压低汇率,并要求中国政府采取措施使人民币大幅升值,否则,将用高关税等手段对中国进行制裁。对此,有必要回敬他们几句,以正视听!
  (一)中国汇率制度的形成
  当今世界上存在多种多样的汇率制度。大致情况如表1所示。由表1资料可知,目前真正市场化的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仅限于少数发达国家,而大多数国家实施的是固定汇率制度和有管理有控制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是由各国国情决定的,不能随意褒贬哪一种!
  面对上述各种类型的汇率制度,中国应选择哪一种呢?当然选择*好的一种。可是,何者*佳?以上各种各样的汇率制度,对于不同的国家来说,都是*好的。没有任何一种,适合所有国家。有的说,美国的市场化汇率制度*好,我们既然实行市场经济那就应当毫无疑问地选择美国型的市场化汇率制度。按这种逻辑定式,全球只要一种美式的汇率制度也就够了。因为市场经济遍布全球,除朝鲜、老挝等国家外,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市场经济。看来,评价汇率制度是与非的标准,选择汇率制度的依据,不能仅限于市场经济,还要考虑国家大小,经济水平高低,经济规模大小,经济制度类型,资本市场的发展水平与控制能力,以及国家经济主权让度程度等众多因素。评价汇率制度好不好的标准,不是人们的主观好恶,而是客观生产力。凡能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宏观经济稳定,有利于国际经济发展者,都是先进的汇率制度;反之,则是落后的制度。依据这样的生产力标准,中国正确地选择了自己的汇率制度。
  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从中国国情出发,自1994年1月1日起,人民币汇率实行并轨.,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个制度实行了11年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改革和稳定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当然,也显现出过分僵硬,缺乏必要的弹性。这主要表现在,仅仅钉住单一美元,且浮动幅度甚小。针对这个问题,中国政府决定对汇率制度进一步改革。中国人民银行2005年7月21日发布公告称;
  (1)自2005年7月1日起,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钉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
  (2)中国人民银行于每个工作日闭市后公布当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等交易货币对人民币汇率的收盘价,作为下一个工作日该货币对人民币交易的中间价格。(3)2005年7月21日19时,美元对人民币交易价格调整为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作为次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上外汇指定银行间交易的中间价,外汇指定银行可自此时起调整对客户的挂牌汇价。(4)现阶段,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对人民币的交易价仍在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交易中间价上下千分之三的幅度内浮动,非美元货币对人民币的交易价在人民银行公布的该货币交易中间价上下一定幅度内浮动。”这次改革的主要之点是将以往的钉住单一美元改为“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据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披露;这个篮子里的主要币种是美元、欧元、日元和韩元,其他一般货币有新加坡、英国、马来西亚、俄罗斯、澳大利亚、加拿大、泰国等国家的货币。一篮子货币选取及其权重的确定主要遵循4项基本原则:(1)以着重考虑商品和服务贸易的权重作为篮子货币选取及权重确定的基础;(2)适当考虑外债来源的币种结构;(3)适当考虑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4)适当考虑经常项目中一些无偿转移类项目的收支(见《国际商报》2005年8月10日)。两年多来的实践证明,汇率制度的改革是成功的,不论对中国的经济,还是对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都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二)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成功解决了汇率制度问题之后,应更多地关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锚问题。这两个问题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各有侧重点。为了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中国政府已经做好了并要继续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坚持自主性、渐进性和可控性的原则
  货币及其汇率形成是国家经济主权的重要象征。在这方面中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独立自主权,绝不能允许他人指手画脚。近几年来某些国家的少数政客出于政治目的不时发出干预人民币汇率的噪音,进行威胁和讹诈,给中国施加压力。在东亚金融危机期间,他们鼓动人民币贬值,企图借机搅乱刚刚回归的香港特区以及中国内地的经济,对金融危机火上浇油。对此,中国政府坚决顶住了,再三声明,人民币不贬值。这种负责任的态度受到国际上的广泛好评。光阴荏苒,没过几年,美国的财长及其帮腔的一些政客又换了腔调,逼迫人民币不是贬值而是升值。否则以27.5%的高关税进行制裁和惩罚。他们编造天方夜谭式的神话,说什么美国的贸易逆差是人民币币值过低造成的。试问,美国既然是贸易自由的榜样,为什么不准中国购买美国的高科技产品和军火?如果允许中国购买美国的卫星、航空母舰和B52战略轰炸机,那么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将立即消失!美国在华的大型企业(既有像摩托罗拉大型生产加工型企业,也有像沃尔玛这样的大型流通企业)由中国向美国的“出口”规模是十分惊人的,它们赚的钱能归中国人吗?它们造成的所谓“逆差”能由中国负责吗?目前美国的综合国力至少是中国的10倍,人均财富至少是中国的50倍,并且握有美元在全球的发行权和控制权,有*强大的金融业。在经济力量和货币力量如此悬殊的条件下,谁能操纵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呢!难道不是强者而是弱者吗?
  ……

中国国际商务理论前沿(5) 作者简介

裴长洪,1954年5月生,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党委书记,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名誉博士、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外籍院士。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属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执行委员等职务。代表性著作有《发展中经济的外资利用》、《利用外资与产业竞争力》、《经济全球化与当代国际贸易》等,并在《求是》、《经济研究》、《世界经济》、《财贸经济》、《中国工业经济》等权威杂志上发表论文数十篇。

中国国际商务理论前沿(5)

http://book.00-edu.com/tushu/3/2020-06-12/248952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