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伦理学发展研究 内容简介

　　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变革，探讨经济伦理领域如何在后危机时代寻求镜鉴、应对和防范经济危机以推进经济伦理和经济伦理学的理性发展，成为学术界探讨的又一重要问题。《中国经济伦理学发展研究》正是立足这一背景，围绕着国际金融危机及其伦理反思、中国经济伦理学的发展历程、基于主题的经济伦理研究（如资本伦理、发展伦理、经济安全伦理等）、基于领域的经济伦理研究（如企业伦理、金融伦理等）、中国经济伦理学研究的范式转换、及未来发展等问题展开论述，以期实现与国家经济秩序、经济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经济伦理规范重建，积极推进经济伦理学学科的转型和发展，从而为进一步保障国民经济的秩序、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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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伦理学发展研究 节选

　　《中国经济伦理学发展研究》：　　一、从经济哲学和伦理学的高度认识本次危机　　把本次金融危机看成是孤立的历史事件，从现象上对其进行描述是远远不够的。这次危机中所表现出的社会信用恶化、市场混乱、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等，体现了经济伦理在资本管理者中的脆弱和缺失，资本流动的背后暴露出的深层次的问题远不止资本的逐利本性以及资本管理者的无节制的欲望。因此，无论是基于金融制度的视角，还是实体经济的视角，抑或虚拟经济的视角研究本次金融危机，都不能涵盖危机背后的制度和文化因素。生产者、消费者、政府和企业在经济活动领域的责任缺失在很大程度上背弃了经济活动自身的规律和经济活动（行为）的伦理性，如交易行为的公平性、经济政策与制度的正义性、资源分配的合理性，从而使伦理道德在经济活动中的独特作用被忽视和放弃。阿马蒂亚·森认为，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是当代经济学的一大缺陷。他提出，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因为伦理考虑影响人的实际行为，所以经济学的研究*终必须与伦理学研究、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伦理在经济活动中不仅仅具有工具性价值，因此不能用功利价值取代一切社会价值，以纵容功利取向在整个社会领域的泛滥。这场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不是一场经济的危机，而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危机、文化危机和价值观的危机。它表明人类文明价值取向与现实命运关系的复杂性和人类发展的反复曲折性，因此，有必要把对金融危机的认识上升到经济哲学和伦理学的层面进行反思，以便能有一个较为全面和整体的把握。　　（一）金钱本位下“经济人”工具理性的无限扩张　　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始，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就以“经济人”“理性人”为其立论基础。斯密认为，“经济人”就是理性人，能够趋利避害，带来社会财富的*大化。但同时他在《道德情操论》中又认为，“经济人”与“道德人”是统一的。我们把“理性人”的理性称作工具理性，就是单纯地以个人目的满足为取向的理性活动，由于他注重计算和数量特征，我们又称其为“计算理性”。斯密在强调“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大化的同时，并未完全抛开道德的约束。相反，他从来都认为经济行为要受到法律乃至伦理道德规范的制约，经济活动中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等要素至关重要。但斯密之后经济学的发展走向了经济学与伦理学相脱离的道路，现代经济学已经把功利主义作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原则，新自由主义在完成对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和超越的同时，把工具理性夸大到极致，使其成为唯一合理的标准。他们认为，从个人的工具理性出发，追求个人利益*大化就会导致社会利益*大化；只有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工具才能达到高效率，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不但不能促进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反而会限制市场经济的自我完善和自我调节。弗里德曼提出“管得*少的政府是*好的政府”，然而社会现实反复证明，个体的工具理性的无限扩张往往会带来群体的非理性。之所以这场危机影响面之广、破坏力之大超出了以往，是因为华尔街投资银行家们的虚拟资本在逐利的欲望下将个体利益的追求扩大到风险无法控制的地步。在金融创新的旗帜下，失去监管的逐利资本疯狂投机，资本逐利性与经济活动的风险性之间的矛盾逐步累积、放大，当风险性不足以支撑资本的逐利程度时，经济活动内在的可持续性被打断，金融危机以被迫的形式爆发，给全世界带来巨大的经济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