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原论 本书特色

　　这部书的问世，是在抗战结束后不久的去年一月。在交通文化两不发达的东南一隅地方，当时预约者人数，即已达到总印刷量（土纸本二千部、报纸本二百部）的一半。它直延到现刻，始在各方敦促与鞭策之下，进行再版。那种稽延，显然不是由于作者太过忽视一般读者的需要，倒反而是由于作者在慎重考虑，看如何才能更迅速更普遍的满足一般读者的需要。它之所以由设在福州的经济科学出版社，改到上海生活书店来印行，正是由于那种慎重考虑的结果。
　　我在初版序言中约略讲过，《中国经济原论（120年纪念版）》在内容上，在体裁上，在研究方法上，都近似一种大胆的“尝试”。一切尝试性的写作，显然更需要得到学术界的指教，到目前为止，国内论坛上直接评介到《中国经济原论（120年纪念版）》的文字，就我所见到的，已达十余篇。它们大体虽都侧重在介绍方面，并一致的给予我以过度的激励与赞扬，但我在感奋之余，却毋宁更注意它们仅像是附带表示的希望性的评正。其中比较需要在这里综合加以解答的，约有以次二点：　　这部书的问世，是在抗战结束后不久的去年一月。在交通文化两不发达的东南一隅地方，当时预约者人数，即已达到总印刷量（土纸本二千部、报纸本二百部）的一半。它直延到现刻，始在各方敦促与鞭策之下，进行再版。那种稽延，显然不是由于作者太过忽视一般读者的需要，倒反而是由于作者在慎重考虑，看如何才能更迅速更普遍的满足一般读者的需要。它之所以由设在福州的经济科学出版社，改到上海生活书店来印行，正是由于那种慎重考虑的结果。
　　我在初版序言中约略讲过，《中国经济原论（120年纪念版）》在内容上，在体裁上，在研究方法上，都近似一种大胆的“尝试”。一切尝试性的写作，显然更需要得到学术界的指教，到目前为止，国内论坛上直接评介到《中国经济原论（120年纪念版）》的文字，就我所见到的，已达十余篇。它们大体虽都侧重在介绍方面，并一致的给予我以过度的激励与赞扬，但我在感奋之余，却毋宁更注意它们仅像是附带表示的希望性的评正。其中比较需要在这里综合加以解答的，约有以次二点：
　　首先，它们（特别如吴大琨先生在《东南日报》上指出的，杨村先生在《文汇报》上提到的）都认定当作中国的经济原论看的著作，没有把战时沦陷区解放区的特殊经济措施讲进去，是一个美中不足的地方。这一点我是意识到了的。但临到再版。亦尚不曾把这为大家所认定的“缺陷”补正过来，那主要并非是由于我在理论上的懒惰，而实是基于以次的理由：我在《中国经济原论（120年纪念版）》所要阐明的，是作为半封建的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该是由那些基本经济运动法则所体现着；那些法则的内部的相互关联如何；它们联同作用的后果如何。在这种意义上，作为我的研究的对象，就显然是限定在迄今还在作为中国经济主体的方面，至若战时在陕甘宁边区及若干沦陷区乃至目前在中共控制区施行的新经济，那到此刻为止，在我的研究上，还只能看为是对于我们社会一般经济主体的“反动”，一般经济运动倾向中尚待成育的变革，我们诚然不能忽视它在各别实行地区的较大影响，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过于夸大它在整个中国经济上发生的决定作用。因为如大家所知道的，所有那诸般变革，或者是进行在极偏僻地区，而在其他区域，又或者是进行在被封锁状态下，或者是进行在战争的动乱的带有暂时性的过程中。也许就因此故，许涤新先生在《中国经济的道路》一书中，第二章论中国经济的结构，仍是把一般的经济作为对象，而对于推行了上述变革的经济，只是在同书第三章《中国经济的道路》中用“新的经济嫩芽”这个小子目来表识它，并认为，这“嫩芽”还只有在虽同样被包围被封锁，但较之其他解放地区却有了更安定和平局面的陕甘宁边区，才比较采行了确定的存在形态，才较多一些建设性的成果。这是极有分寸的极其客观的说法。至于材料搜集的困难，特别是对于可能搜集到的断片材料之实际前因后果的说明的困难，自然更增加了我暂时仍只好把这一缺陷留到以后有机会再来弥补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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