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韦斯伯德 (Richard Weissbourd)系美国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及肯尼迪政府学院教师、儿童及家庭心理学家。他致力于青少年品格发展、儿童的脆弱性及恢复力研究，他的研究领域还包括以青少年为对象的学校教育及相关机构的服务效度。其作品常见于《纽约时报》、《波士顿环球邮报》及《新共和周刊》等核心报刊。2009年，韦斯伯德的著作《脆弱的孩子》（1996年出版）被《美国教育委员会期刊》评为“人类最伟大的教育著作”之一。

    除担任Annie E. Casey基金会（美国关注弱势青少年群体的主要机构）的心理专家之外，韦斯伯德也曾在许多社区心理保健中心任职。他创办了宏志（Project ASPIRE）发展机构，是美国数家干预机构创办人之一。他参与创办了为学前教育及小学教育提供衔接课程的Lee Academy中学。他多次参与美国联邦政府对家庭政策及教育政策的制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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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如何帮助孩子应对消极情绪

      ……

    显然，许多不同的情绪可以塑造孩子的道德发展，但有两种痛苦的情绪却令人不安：一为羞耻感，这是一种觉得自身毫无价值且很尴尬的强烈情感；二为害怕得不到认可或被人孤立的恐惧感。尽管处于正常水平时这些情感对人的道德品质至关重要，但是，无数孩子面对的是强烈的羞耻感以及担心无法得到认可的极度恐惧，这就可能导致孩子及成人的各种不当行为。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越来越多的父母热衷于维护孩子的快乐感，并竭力保护他们的正面情感，但结果却在无意中助长了这两种负面情绪。

    那么，身为父母与导师，我们的哪些行为在进一步激起这些情感？我们又该做些什么才能消除它们？如果孩子感到强烈的羞耻与受人排斥的恐惧，我们又要怎样帮助他们应对这些情感？

    我们先谈谈羞耻感。

    羞耻感与自卑感

    25年来，精神病学家詹姆斯·吉里根（James Gilligan）的工作对象始终是重刑犯，他们的暴力罪行大都荒唐古怪。尽管犯罪原因各不相同，但吉里根发现了一个共同点：“所有暴力罪行都是由羞耻和屈辱引发的”。他注意到这些罪犯往往“一生都在受人轻蔑和鄙视”。对他们来说，受辱比死亡更加可怕。“世界上最危险的，”吉里根说，“正是那些害怕被人视为懦夫的人。”

    所有情感中羞耻和自卑最具有破坏性。无数次战争和种族灭绝行为正是因为某种真实或想象中的自卑引发的——希特勒毫不讳言要一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所受的耻辱，那是“凡尔赛带来的屈辱”。然而由羞耻、自卑导致的违背道德规范的行为大多普普通通、平淡无奇。十几岁的孩子考试作弊，是因为担心无法被名校录取；向朋友隐瞒父亲的职业，是觉得他的工作低微；散播他人的谣言，是由于觉得自己的人缘受到了威胁。此时羞耻与自卑往往是产生这些现象的根源。人们对美国人普遍存在的自我陶醉已进行过不少研究——这是一种包括傲慢、自以为是和缺乏同情心的复杂感受，而心理学家早就认识到，自我陶醉源自幼年受辱的经历。因蒙羞而造成的伤害，正如希特勒恐怖的报复行为，经常会像病毒一样蔓延开来。蒙羞的成人通常要发泄情绪——正如菲尔往杰克脸上吐了唾沫，而蒙羞的孩子可能再去羞辱其他孩子，而为人父母之后则是羞辱自己的子女。一些伟大的戏剧，例如尤金· 奥尼尔（Eugine O Neil）的《长夜漫漫路迢迢》（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讲述的正是家庭成员因为恼羞成怒而互相揭短，同时拒绝给予慰藉与关爱，而这本是拔除羞辱这根毒刺的最佳方法。

    只需将羞耻感和它的近亲内疚相比，便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其危险性。内疚是指我们违背内心准则时感到的自责——诸如欺骗配偶、暗中诋毁同事或对犯罪行为瞒而不报。内疚感强烈到一定程度时，比如杰克遇到的情况，我们就觉得有必要做出补偿。若不能弥补过失，这个世界就看似一团混乱、无法继续。纠正这种状态的办法往往会自然浮现——内疚感持续，通常也就带来了解决办法。

    从这些方面看，羞耻感就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克服的。研究羞耻这一情感的专家罗伯特·卡伦（Robert Karen）指出，人们通常不会因为某件事或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而是因为自己的身份，尤其在感到自己的缺点被曝光，并被人看见或以为被人看见之时。著名精神学家海伦·布洛克·路易斯（Helen Block Lewis）说:“我们说，我为自己感到羞耻。【但】我对某事感到内疚。”羞耻与内疚通常难以区分，而人们减轻羞耻感的一种方法就是将其转化为内疚——就像杰克因此而写信给基督教青年会的主席。无意中他这一行为弥补了破坏规则和侵犯他人的内疚感，以及当众如此表现的羞耻感。但这种转换或弥补通常很难实现，因此容易加深内心的痛苦。当羞耻感越来越强烈，或者在幼年时期就已经铭刻于自我意识之中，当人们缺乏应对策略时，羞耻感就极可能削弱欣赏他人的能力、破坏道德动机，并以消极的方式表现出来。

    当然，孩子可能因为不同原因遭遇不同形式的羞耻感。有些孩子从幼年开始就可能因为身体残疾，或是因为经常接触种族、民族或社会阶层等成见而容易受到羞耻感的影响。但身为父母，我们应当尽力保护孩子免受羞耻感的伤害。例如，美国黑人作家兼儿童律师玛莉安·赖特·埃德尔曼（Marian Wright Edelman）说，小时候她生活在最保守的东南部地区，那里种族差异主义者言论猖獗，多亏她父母与社区其他成年人的庇护才使她得以安然度过成长期。令人忧虑的是，也正是父母，可能在孩子身上留下最强烈、最难消除的羞耻感。正如卡伦所言，如果我们没有教授孩子基本礼貌，只是一味鼓励他们自我膨胀，或者没能注意或控制他们某些令人反感的性情，我们就可能间接地使孩子陷入羞耻之中。如果父母给予孩子太多自由——例如常常让步于孩子的冲动，或是过早赋予他们过多自主权——也可能增加孩子感到羞耻的几率。

    然而，即使我们无法避免某些直接引发羞耻感的行为，也至少应该尽力减轻这种负面情感。作为一名临床治疗师，多年来我最为关注的是一种直接羞辱的行为。有位40岁的患者，姑且称他为山姆，他一直无法忘记11岁时发生的事。那时他一尿床，他母亲就有意将床单晾在门前草坪上，让邻居的孩子们明明白白地看在眼中。即便30年之后，这些记忆一样使他无比愤怒——他说就像丧失理智一般，那种记忆简直就是一个黑洞，他对母亲的所有同情都从中流失殆尽，即便她已年老体衰。孩子成长过程中并不鲜见的是某些父母更具破坏性的行为。他们直接告诉孩子他们让自己觉得丢脸，或指责的不是孩子的某种行为，而是他们某一明显且无法改变的性格本质：例如孩子不够漂亮，不够聪明，或不像邻居孩子那么出色。我的一位朋友年已80，却仍对18岁时感受到的强烈的羞耻感无法释怀：当时因为她无法应征入伍，而父亲说这是他头一次因为她是个女孩感到高兴。

    毫无疑问，这样的羞辱会对孩子造成极大的伤害；因为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曾受的羞辱，因为羞耻感的生命力顽强得可怕，所以往往就会阻碍我们尊敬或原谅那些也许曾以其他方式尽心照顾我们的人——山姆与他母亲的关系便是如此。如果这种羞耻感长期无法消除，那就可能导致一种持续的过失感或冤屈感，聚集的怒火就会不断削弱孩子的同情心及欣赏他人的能力——就像吉里根采访的那些囚犯那样。而在某些社区，这种直接的羞辱相当普遍。例如，为了唤醒孩子们身上最强烈的表现欲望，一些体育教练会露骨地使用侮辱与轻蔑的方式。

    这种羞辱行为确实使我们不安，但至少在中产阶层中，已有证据表明这种现象已大为减少。心理学家佩吉·米勒（Peggy Miller）与其同事所进行的研究表明，美国中产阶层的母亲十分关注孩子的自尊，强烈谴责羞辱孩子的行为。我们的文化非常适应包括羞耻在内的各种脆弱情感——过去30年中美国所进行的心理研究，超过整个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努力——羞辱这一行为已被烙上了耻辱的印记。因为羞耻感令人痛苦又如此强烈，很容易被越来越多的专家视为攻击的目标，而正是这些专家在监督规范我们的情感生活。无数书籍警告父母羞辱孩子将带来灾难：诸如自励大师约翰·布拉德肖（John Bradshaw）在全国进行的巡回演讲，恳请父母停止羞辱孩子；越来越多的心理咨询师和电视电台的专家强调了嘲笑孩子性格或当众羞辱孩子的后果。

    但目前的情况就令人费解了：尽管公开羞辱的行为已在逐渐减少，但遭受严重羞耻感折磨的孩子或年轻人的数量并未相应下降。现在许多心理学家声称羞耻感十分普遍；甚至有人认为事实上羞耻感较从前更为常见。我们的文化似乎为此所困扰。好几部流行的电视剧都是围绕羞辱展开的，如《美国偶像》（American Idol）、MTV频道的《房不胜防》（Room Raider）与整人秀（Punked），而且几乎都是从色情角度过分曝光了我们最为隐秘的自我怀疑。不知不觉这些节目吸引了无数美国人，因为它们依据羞耻感这一永恒的威胁制造出了紧张气氛——它们利用了我们对羞耻感的恐惧。当然，羞耻感仍旧普遍存在是由复杂的社会因素造成的，例如被父亲抛弃的孩子数量多得惊人，我们越来越关注自己而非社区，我们更执着于追求引人注目的成就等（这些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另加讨论）。但另一个原因则是父母可能在许多方面让孩子感到羞耻，而无论父母抑或孩子都很难觉察到这一点。（我在稍后将提到， 令人庆幸的是，对于目前种种形式的羞辱，我们拥有许多应对方式。）

    19岁的吉姆·斯塔伦生活在长岛的一个社区，家境富裕。他回忆说，从幼年起他就生活在一种奇怪的矛盾之中。他的父母一再告诉他，他拥有一切。在他看来，他也确实什么都不缺。他拥有所有可能的物质享受。他就读名校，周围的邻居也都受人尊重。吉姆是他母亲第二次婚姻中的幼子，因此她认为自己在教养孩子方面已经很有经验了。吉姆也承认他母亲或继父几乎从未对他粗暴过。他的继父温和文雅，尽管与他多少有些生疏。

    尽管如此，吉姆却几乎一直挣扎在令他羞耻的自我怀疑之中。如果名字未能出现在学校光荣榜上，他便觉得自己被羞耻感所淹没；而且几乎任何形式的轻蔑都会让他受到深深的伤害，使他陷入自我怀疑的恐慌中。有时他深深自责，认为自己忘恩负义——他告诉自己应该更自信才对，因为自己已经够幸运了。他想和母亲谈谈自己的感受，有时觉得她非常善解人意，富有同情心，但有时她也会不屑一顾。吉姆记得有一回在中学人类成长课程中学到“自卑”这一概念，回家后他告诉母亲自己有点自卑，而她却立即反驳道：“那太荒谬了！”吉姆发现母亲经常让他感到恼怒，自己开始和她顶嘴，但到底因为什么他也说不清。

    虽然吉姆从未直接受过羞辱，但在他的家庭环境中，羞辱几乎不可避免。如果父母将快乐狭义地界定为满足孩子的任何要求——如果父母认为快乐就是物质上的满足或就读名校，正如吉姆的父母所做的那样，而后大张旗鼓地去满足这些需求，他们就可能让孩子深陷羞耻感之中。各种形式的欠缺、失望或不确定都会使孩子觉得自己好像哪里出了差错。

    同样孩子会认为他们遇上的困难都是自身缺点导致的，因为父母已经将他们的家庭理想化，或是从未在孩子面前暴露出自己的缺点。吉姆的母亲就是如此，她认为吉姆应该快乐，因为自己的教养方式已“非常完美”。身处这样的世界中，任何孩子感到苦恼时，便可能觉得自己是个不知感恩的家伙。此外，如果父母过于注重衡量孩子的价值——是否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受欢迎的程度或是否具有个人魅力等，那么孩子只要觉得自己没能通过各种明里暗里的测试，无疑就会感到羞耻。

    然而，也许最常见最具破坏性的羞耻感是出现在孩子的情感和软弱对父母构成威胁的时候。吉姆的母亲又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她不愿接受儿子感到自卑这一想法。许多父母很难容忍孩子的缺点及情感问题——诸如焦虑、愤怒、失望，甚至悲伤。在游乐场上我常常会看到这样的父母，一旦孩子表露出一丝焦虑或失望，他们就会冲上前去试图“消除”这些情感。现在确实有些家长草木皆兵，只要看到一点点问题的迹象，就急于带孩子去看心理医生。最近一位家长对我说（他是学校家长委员会的负责人）：“老师说父母总是要求孩子做到最好，并且受不了有关孩子的任何问题或弱点的反映。”然而，作为一位被理想化的家长、孩子希望长大后效仿的榜样，如果无法应对某种情感或缺点，那孩子就可能认为这些情感或缺点是错误的，是自身的缺陷。诸如愤怒、嫉妒，甚至羞耻等情感都可能成为羞耻感的根源。“没有什么比感到羞耻更让人羞耻的了。”詹姆斯·吉里根如是说。

    许多因素可能导致父母受到孩子负面情感和缺点的威胁。一些父母因忽略了孩子而深感内疚。通常孩子的负面情感与父母自身尚未解决的情感问题存在联系，或者是不符合父母对孩子或对家庭的期望——这在吉姆和他母亲的例子中再次得到证实。《普通人》（Ordinary People）这本书及其同名电影就是一个杰出的心理分析案例，说的是一位母亲不愿面对儿子的痛苦，甚至感到愤怒，因为这破坏了她精心塑造的美好家庭的形象。更糟糕的是，受到威胁的父母往往不遗余力向外界掩饰孩子的问题，结果只能使孩子对消极情绪更感羞耻。研究表明，富裕家庭尤其可能隐瞒问题——有时正是因为过分关注他人对自己的看法才激发了他们对财富的追求，而且很多富裕家庭关心的是如何维持表面上的幸福，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应该比那些不那么成功的人更有能力解决心理问题。首先他们也觉得自己面对的心理问题应该更少。

    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对于像吉姆母亲这样的大多数家长来说，这一失败或许是总体积极趋势中消极的一面。现在我常听到教师和家长说，有些家长听不得别人对他们教养孩子的任何指责，而他们往往并不是疏忽大意的父母，相反，他们极为关注孩子，甚至对孩子的生活事无巨细件件操心。比起40年前，现在许多孩子和父母的接触少了，因为越来越多的母亲出去工作，越来越多的父亲从孩子的生活中消失。然而，中产阶层的孩子与父母闲暇时相处的时间，却几乎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候。这类家长，就像吉姆的母亲，常常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并觉得对孩子的情感生活直接产生着重要影响。而正因为他们付出的太多——因为他们的自尊在很大程度上都与养育孩子的责任密切关联，所以，对他们来说，养育失败的成本过高了。对于某些父母，任何教养失败的迹象，孩子任何痛苦、愤怒、怀疑或软弱的表现，都是对他们亲职胜任感（sense of competence）的打击。

    此外，令人担忧的是许多父母仍然对孩子表示出轻蔑，同样，这一点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孩子都很难意识到。儿童研究专家迈克尔·刘易斯（Micheal Lewis）教授用录像拍下了母亲和孩子之间的交流，他发现中产阶层社区中的母亲都十分注意避免在言辞中流露出对孩子的蔑视，也很留心关注孩子的行为而非他们的性格。但刘易斯发现，许多母亲在指责孩子行为的同时，脸上显示出厌恶的神情。他写道：“我们发现30%~40%的父母在禁止孩子做某些事时脸上都带有厌恶之色。而这还是实验数据，因为做母亲的知道有镜头对着她们……我们以为自己已经上升到一个更高层次，因为我们不再惩罚孩子；可实际上，我们可能反而在羞辱他们。”刘易斯认为，这种厌恶“导致的后果更为严重，因为它很隐蔽。厌恶的表情一闪而过，父母完全可以否认；即便他们承认，他们也不相信孩子能够觉察”。我们大都生活压力巨大，时常感到神经紧张、疲惫不堪，因此有时要求孩子立刻服从我们的命令，而毫无疑问，羞辱孩子的后果很快就会显现，因为这样做破坏力极大。

    同样令人担忧的是有时我们还允许别人羞辱自己的孩子。例如，我们往往有意无意地放纵羞辱孩子的“特种部队”——孩子的兄弟姐妹，他们像鹰一样善于发现并嘲笑每一个缺点。比如，我们或许永远不会批评孩子体重超标，但孩子的兄弟姐妹没完没了地讲胖子的笑话时，我们却没有加以阻止。有时父母未能保护孩子免受同伴的羞辱，甚至还不自觉地成了他们的同谋。

    这是一个令人焦虑不安的领域。直接受到强烈羞辱对孩子所造成的创伤已经很难恢复或痊愈，如果孩子受到的羞辱连他们自己都没意识到，或甚至无法得知真正的肇事者，那他们怎样才能从中恢复呢？对此，像吉姆这样的孩子是难以抵御、难以培养出应对能力的，也无法告诉父母到底是什么伤害了他们——所以即便父母再努力，或许还是无法得到任何反馈。孩子可能会对父母感到愤怒，却又找不到任何理由。他们也为这种愤怒感到羞耻。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可能因此恶化，正如吉姆和他的母亲一样，开始因为小事或误解而争吵。结果不仅孩子要承受羞辱带来的毁灭性打击，而且父母的道德权威性也会受到削弱。

    当然这并非意味我们要像从前那样公开羞辱孩子。公开的故意的羞辱行为的减少是个重大进步。公开羞辱让人不安是因为成功的父母、教师或教练从不需要故意羞辱孩子，这使上述显而易见的羞辱更具悲剧色彩。如果孩子尊重我们，我们的道德标准与期望以及所设定的限制不仅能够产生预期效果，还会引发完全健康自然的羞耻感。例如，当孩子因为打人而被要求离开房间，他会感到羞耻。我们当然不能因为孩子可能感到羞耻而放弃制定标准或凡事如履薄冰。相反，我们应努力制定明确的目标，并积极促进其实现以减少不必要的惩罚。

    我们的目标应是在原先成绩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作为家长，有许多方式可以使我们避免不必要地羞辱孩子。我们可以更好地管束孩子的兄弟姐妹，保护孩子免受他们的羞辱；我们可以坚持一个简单原则，即只要有可能，都应该私下责备或管教孩子——因为当众惩罚或令孩子难堪均易让他们深感羞耻。我们也可以细心观察是否有迹象表明孩子的羞耻感过于强烈，如对任何形式的冷落或侮辱高度敏感。这种敏感应渗透于我们的管教策略，例如，有时我们只需提高声调就会引发严重的羞耻感。在孩子面对难以应对的情绪时，我们不妨稍加停顿、反思一下。我们不必急着解决问题，我们可以先提出问题，收集信息。例如，吉姆的母亲可以询问他为何觉得自己感到“自卑”；她也可以和他一起探究是什, 么使他对自己失去信心，而且还可以和他共同谈论怎样才能改善目前的情绪。

    我们还应该有意识地避免将自己的养育方式或家庭理想化，或向孩子兜售自己的, 做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偶尔提起孩子应该欣赏的某些方面。不过，总体说来，重要的是让孩子形成自己对家长养育方式以及对家庭优缺点的理解。

    同时，我们始终不该忘记孩子的成长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正如吉姆的母亲那样，许多家长或对自己感到羞耻，或受到孩子情绪的威胁，是因为他们认为孩子出现问题是由自己养育方式的差错直接导致的。尽管本书旨在认识成人塑造儿童道德发展的许多有效方式，但同样重要的是要使成人摆脱一种误解，即认为父母的教育与孩子的问题之间是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并不是说父母的X行为就会导致孩子的Y行为。研究已完全推翻了传统的心理动力模式，这种传统模式认为几乎所有儿童的不幸都是由于父母教育的缺陷引起的，而过去几十年中父母甚至要为孩子的某些重疾承担责任，包括精神分裂症和孤独症，如今人们知道这些疾病显然有其生物学的根源。现在我们明白性格气质和生物基因在儿童成长中的作用深奥复杂。父母心中应当明白，儿童成长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的养育方式，也是养育方式、生物基因、家庭作用、同龄群体及其他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最终形成了儿童的优点与缺点。谈到避免羞辱孩子，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可能是要有自知之明。要做到这点，我们或许应该有勇气请配偶或亲友不时对我们的养育方式发表评论——这在最后一章将加以详细论述。也许只有通过这一方式有些父母才会意识到自己正是利用嫌恶来激励或操纵孩子。

    我们还必须注意孩子带给我们的消极情绪，并意识到我们自身的恐惧和羞耻感可能导致我们对孩子的羞辱，尽管做到这点并不容易。我们大都至少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即意识到自己受到孩子情绪的威胁，或为孩子感到羞耻。我们希望通过努力能够快速区分有意与无意的思想与情感，但绝大多数无意识的思想并没有完全受到抑制——有时它们会振翼飞进我们的意识之中——而这些思想与情感往往是完全自然的，身为父母就免不了要遭遇它们。

    如果这类情感根深蒂固或长期持续就会造成伤害，所以我们必须找到根源，因为其根源往往是某种我们未能有效解决的危险态度或情感——包括试图坚持关于快乐的某种观点，尽管对我们甚至已不再适用；担心自己能否成为称职的父母；期望孩子符合成功的形象尽管该形象对他们并无意义；我们的抱负曾经受挫；我们的虚张声势；未能摆脱的羞耻感等等。对于那些自身就无法摆脱强烈羞耻感的家长，让他们为孩子感到骄傲往往非常困难。毕竟，自己微不足道且存在缺陷，又怎能培养出一个完全相反的孩子呢？自己与孩子是否会使我们感到羞耻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我们的情感状态。例如，处在抑郁中的父母会紧盯着孩子的缺点不放。一项研究表明父亲失业的时间越长，他们就越可能对孩子做出负面的评价。

    对于这些情况，一点自知之明便能发挥极大作用。抑郁研究专家及儿童心理学家威廉·比尔兹利（William Beardslee）注意到自知之明可以更有效地帮助患有抑郁症的父母应对自身的负面情感，并使他们与孩子间的关系更为亲密。拥有一点自知也能帮助我们在动辄因为孩子感到羞耻时懂得应对。比如，有位家长曾经告诉我，母亲批评她的儿子懒惰时，她的第一反应是转身对他发脾气。但她控制住了自己，她意识到自己对母亲的这类指责过于敏感。她决定暂不向儿子提及此事，除非有更多“证据”表明其所谓的懒惰已成习惯。

    此外，因为羞耻感严重阻碍我们的自知与成长能力，并严重破坏父母与孩子间的关系，如何应对无意识的羞辱就不仅仅是父母养育是否成功的问题，这事关我们的幸福。如果我们能够清醒宽容地认识到自己正在与自身性格缺点抗争，认为我们容易将自己和孩子的缺点混为一谈，那么我们就会停止对孩子的羞辱，就会更富有同情心，觉得天天都该知足。此外，我们日常更多的行为便会是真心的流露，使我们赢得孩子永远的信任与爱戴。如果孩子让我们感到羞耻，那便是一面特殊的警旗，告诫我们应该自我反省而非探查并夸大孩子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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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孩子的幸福感》出版信息.doc